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流淌在他的血脉深处。

学界普遍认为：郁达夫的旧体诗与散文游记水平高于他的小说创作。这些作品无不体现中国知识分子风骨，继承发扬着中国文学的传统。

比如，有学者研究，在旧体诗方面，郁达夫“九岁题诗四座惊”，一生从未停止创作，写下约600首佳作。《二十世纪诗词注评》中，郁达夫五首作品入选，与苏曼殊、柳亚子、夏承焘、俞平伯等人并列，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实际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革命产物——白话的散文和小说——更易被接受，旧体诗一度处于尴尬又矛盾的地位。一方面，其形式是胡适所抨击的“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无法表达“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学家大都从小接受传统诗文系统教育与训练，旧体诗是他们的文化基因。

“很多新文学作家写旧体诗，却不愿意承认对旧体诗的‘偏爱’。只有郁达夫并不推崇新诗，反而率性承认‘骸骨迷恋’。”武汉大学教授李遇春希望通过研究郁达夫与“新旧”文学的关系，为定位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地位提供新角度。

文化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所思所想。

郁达夫为什么如此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并在迅速认清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辣后讽刺指出：敌人不但不能消灭中国文化，“将来若须建设东亚新文化，使敌国上下，能受到真正文化的恩惠，这责任反而还在我们的肩上，同隋唐之际，我们去开发倭夷时的情形一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孕育了我们极其丰厚的自信自立的思想底蕴——也许，这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