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名字与中国新文学紧密相连。基于在中国小说领域的突出贡献，他与鲁迅并称“双峰对峙的两大家”。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研究郁达夫。他从丰富的史料中得出评价：在新文学进程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期间，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日记体文学作品《日记九种》等都是当时的畅销书，“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郁达夫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但同时，对于郁达夫的作品，特别是小说的评价，学界一直争议较大。陈子善曾在郁达夫遇害60周年纪念会上这样讲：“他的卑己自牧、淹滞风流，被贬为‘消极’‘颓废’，在郁达夫生前身后，都如影随形陪伴着他。”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风认为，郁达夫的小说“个性非常鲜明，和其他作家区分度极高”，同时也“风格较为单一，缺乏多样性”。《沉沦》《茫茫夜》《银灰色的死》《茑萝行》……的确，细数郁达夫小说中的角色，多描写失意落魄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敏感孤独、精神苦闷、既不满社会现实又无力改变，只能在末了高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正如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总评郁达夫和鲁迅》一文中所概括的那样：鲁迅的创作，是从“揭出病苦”“唤起疗救”的救世信念出发，而郁达夫的创作则是从献身艺术的真诚出发；鲁迅一心想做一个除旧开新的战士，而郁达夫只是一个哀哀而泣、幽幽而说的“零余者”。

但若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恰恰可从郁达夫的身上窥见一代中国文人，甚至整个民族思想觉醒的过程——

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1940）、阿尔贝·加缪的《鼠疫》（1947）、普里莫·莱维的《如果这是一个人》（1947）、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1969）……世界文学版图上，反法西斯题材精品不一而足。

“但中国的抗战文学和其他地区的抗战文学不太一样。”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邵宁宁观察到，欧洲的抗战文学“经常仔细地看对方、看敌人”，而中国的抗战文学，尤其是十四年抗战期间的抗战文学作品大多聚焦大后方的故事，“很少有描写正面冲突，更多是在书写自己。”他将这种文学类型归纳为“自省文学”。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战争彻底粉碎了和平的幻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在邵宁宁看来，“抗战是触摸中国的过程，它塑造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促成了社会结构的改造，也重塑了‘文人’的人格。”

其实，“零余者”不只属于郁达夫。柔石《二月》中的萧涧秋、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在社会的大转型中，不少作家都创作过类似形象，以表达自我内心的矛盾与苦闷，但他们又各有各的特殊。

比如，抗战爆发后，郁达夫淡雅的名士情趣不见了，精神色彩也不再消极悲观，取而代之的是掷地有声地写下“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38年3月，郁达夫任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以战地记者身份辗转浙东、皖南抗日前线；同年末，他应报社之邀，以“客死他乡的勇气”远赴新加坡，并在1939年至1942年间发表了大量抗日和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政论、杂文，极大鼓舞了抗战士气；1942年，新加坡沦陷，郁达夫化名“赵廉”流亡至苏门答腊继续从事抗日工作，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郁达夫兴奋写下“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算着归期，想再看一眼故乡杭州富阳的鹳山日出，却在不久后遭到日本宪兵秘密杀害，至今骸骨埋葬地仍不知所踪。

他再也没能看到鹳山的日出。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2014年,郁达夫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从消极被动到积极抗争——郁达夫的转变，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