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描述了原始打猎的场景，此歌产生于黄帝时代，被认为是最早的古越歌。已知有记载的绍兴童谣最早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范晔《后汉书·张霸传》中载有《会稽童谣》：“弃我戟，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西晋陈寿《益都耆旧传》又载《会稽童谣歌》：“城上乌，哺父母，府中诸吏皆孝友。”其后，有记载的童谣并不多，一直到清代，范寅的《越谚》在收录越语的同时收录了前朝及当下的一些民间歌谣，其中有童谣收录在《谣诼之谚》和《孩语孺歌之谚》中。《谣诼之谚》多通过表现民间某些信仰和传统，体现其对于自然和生命的理解，题材广泛，颇有深意。《孩语孺歌之谚》中的“孺歌”搜集记录了当时流行在绍兴的儿歌32首，全都乡土气浓，童趣盎然，朗朗上口，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儿童情趣跃然其中。其中有儿童叉手戏语《叉》：“叉、叉、叉，叉到外婆家，外婆留吃茶，妗姆懒烧茶。”展现儿童手戏乐趣；有宋末元初之谣《呧叭》：“呧叭呧叭，新人留歹，安歹过夜，明朝还俉乃。”以儿童的口吻描绘新婚嫁娶的场面；亦有疑似明谣的《数目顺逆讴歌》，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描述科考形式。较之于《谣诼之谚》，这些孺歌明确地将叙述对象定为儿童，已经是十分规范的童谣。

到了民国时期，有识之士明确地将绍兴童谣的价值与“发现儿童”“儿童本位”等儿童教育观相联结。1914年，周作人《儿歌之研究》一文为后世研究童谣作出立论的导向作用。文章指出：“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对儿歌的历史、类别与价值等给予了初步论述。在教育方面，他认为儿歌的价值在于顺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程度，满足儿童喜音多语的品性，因此后期童谣愈发以浅白简练、通俗易懂的词句来发挥对儿童智识启蒙、品德教育、文学熏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周作人在绍兴征集童谣，加入北大歌谣研究会并发表多篇相关文章，还收集绍兴童谣223首，收录在《童谣研究手稿》中。他抄录《越谚》中的部分歌谣，继承其大体框架，采编绍兴童谣应用于乡土教育，大致有两条思路：一是保存越地风土特色，把绍兴童谣作为民俗研究方面教育儿童的资材；二是用现代的记音工具重新给《越谚》注音，努力在方言调查中实践。周作人这两条思路基本概括了同时代后续学者研究的主要方向。据了解，1922年至1923年，一共有69首绍兴童谣分别被录入《绘图童谣大观》《各省童谣集》。此外，1928年至1934年，娄子匡出版的《绍兴歌谣》《越歌百曲》以及陶茂康创办的《民间》丛刊，也记录了大量绍兴童谣。总而言之，民国时期绍兴童谣的迅速发展可谓是绍兴乡土文化在二十世纪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奠定了绍兴童谣在地方民间文学教育、文化传承上的重要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绍兴组织了大规模的歌谣普查，按区县划分，出版了许多民间文学集成。1990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绍兴市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的《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绍兴市歌谣卷》。此书对普查收集起来的绍兴歌谣作了一定的精选分类，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已有的绍兴童谣。2001年，裘士雄先生编注的《越歌百曲》正式出版，对于研究和传承绍兴地区的童谣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随着童谣蕴含的文学与教育价值逐渐受到认可并得到重视，2014年12月，绍兴童谣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8年，绍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董百根以进文化礼堂的形式来普及绍兴童谣，不断扩大其影响力，推动童谣传承。

如今，当代绍兴童谣的创编在有意识地融合乡土文化、寻踪越文化的基础上，越来越注重童谣本身的趣味性、音乐性、游戏性。通过联合学校、社区建设童谣传承基地，开展童谣剧目表演，构建童谣校本课程，既有广泛传唱改编的游戏歌《马来哉》《炒黄豆》《踢脚扳扳》等，也有彰显绍兴地方水乡、桥乡、酒乡特色的新编曲《石桥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老酒谣》等。绍兴童谣与地方乡土元素形成了巧妙的融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促进了其进一步传承和发展。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