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儒家“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以“心”为宗，提出“心即理”，倡导“知行合一”，专注于“致良知”。明末清初文史家张岱评价他“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清代学者王士祯更是赞誉他“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后人将其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孔、孟、朱、王”。而在他的“王学”形成过程中，竹子这种植物起着关键媒介的作用。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守仁格竹”。

其实，王阳明在“格竹”之前，早已跟竹子有了较深的渊源。众所周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竹与梅、兰、菊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颇受文人墨客的喜爱。为他取名“云”后又改名“守仁”的祖父王天叙，是一位教书先生，据说酷爱画竹，在居所周边种满了竹子，自称“竹轩公”，还著有《竹轩稿》等著作。王阳明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从小受其熏陶，对竹子有着不一样的感情，所以后来去“格物”，首选的是竹，而不是梅、兰、菊或者其他的生物。

不过，王阳明的“格竹”，虽被后人视为“心学”发展的里程碑，但在当时更像一场浮于形式的行为艺术。确实，他第一次“格竹”那年，虚岁二十一。之前的明弘治二年（1489），他拜谒著名理学家娄谅，在对方讲授朱熹的“格物致知”后，王阳明开始遍读朱熹的著作。换句话说，从他接触朱熹的“格物致知”到自己“格竹”，差不多也就两年时间。即使王阳明聪慧过人，又善于思考，要想在这么短期内“吃透”朱熹穷其一生创立的新的儒学体系，显然不切合实际。

事实上，也是如此。对于“格物致知”，朱熹是将“格”理解为推究，把“物”理解为天下之物，推究的目的是穷理，穷理之后便“致知”了。他强调的是世间万物都有其内在的“理”，通过“格物”可以认识和把握这个“理”，从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格竹”前的王阳明则单纯地理解为：既然“一草一木”都有“理”，那就去实践一下能否“格”出来。结果，他对着竹子目注心凝了七天，不仅“格”不出“理”，还因体力透支大病了一场。

显然，这场套用朱熹的话说“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的“格物”实践，注定会以失败告终。此后，王阳明对“格物”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认定“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然而，事物总存在两面性。这场看似荒诞的行为，尽管致使王阳明关上了“理学”的门，却无意间为他开启了“心学”的窗，让其萌发“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的念头，为后来构建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埋下了伏笔。

经历“格竹”失败之后，王阳明与竹子的关系并未因此而中止。竹，在他看来，一直是表达思想的载体。弘治十四年（1501），他在游历九华山后，写了一首名为《书梅竹小画》的诗作：“寒倚春霄苍玉杖，九华峰顶独归来。柯家草亭深云里，却有梅花傍竹开。”在这首诗中，他通过描绘梅、竹等自然景物，借助“却有梅花傍竹开”的意象组合，暗合“致良知”（梅之孤傲）与“知行合一”（竹之虚直）的双重维度，表达了对“圣人之道”的崇尚与不懈追求。

追溯王阳明的“王学”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竹子这种植物始终贯穿其中：从垂髫祖父痴竹的浸染，到青衿格竹失败的启迪，再到而立观景咏竹的明志，直至不惑喻竹论道的感悟。可以这么认为，竹子在王阳明的思想演进中，呈现了四重嬗变，助力他的学说由“理本论”向“心本论”转型。而他创立的“王学”，也像“外坚而直”“中虚而静”的竹子一样，从他的那个年代“应蛰而出”，“不挠不屈”地穿越时空，在当下这个时代“挺然特立”“玉声珊然”。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