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东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空前危机。为保存文化火种、延续民族文脉，以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北平大学、同济大学为代表的多所高校开启了艰苦卓绝的西迁历程。五位绍兴籍教育家——竺可桢、马一浮、蒋梦麟、罗家伦、徐诵明，投身于这场历史洪流，他们以领导力、学术坚守与文化使命感，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教育精神的象征，为赓续中华文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竺可桢与浙江大学的“文军长征”

竺可桢（1890—1974），出生于会稽县东关镇（今上虞区东关街道），字藕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曾任浙江大学校长。

浙江大学是西迁历程最曲折的高校之一。竺可桢作为浙江大学校长，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力和战略眼光。1937年11月，在杭州告急后，他迅速组织师生分三批撤离，首站迁至浙江建德梅城。尽管条件艰苦，浙大仍坚持授课，甚至在空袭警报期间以“黑板挂在胸前”的方式继续教学。随后，学校又辗转江西吉安、泰和和广西宜山，最终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在此扎根7年，实现了从3个学院到7个学院的跨越式发展。

竺可桢不仅在迁校决策上表现出了远见卓识，更以“求是”精神塑造了浙大的校训，并邀请国学大师马一浮创作了校歌《大不自多》，以“树我邦国”激励师生。在湄潭时期，他推动学科建设，吸引了一批著名学者如苏步青、王淦昌等，使浙大成为了国际上享有“东方剑桥”（李约瑟语）盛誉的学府。此外，浙大在迁徙中，包括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抄书、文澜阁遗存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总计3467部42536册，途经五省，跋涉五千里，这140箱文化瑰宝得以玉全。浙江大学还组织战地服务团支援抗战，将学术研究与救国实践紧密结合。

二、马一浮是文化火种的守护者

马一浮（1883—1967），祖籍上虞，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翁、蠲叟、蠲戏老人，曾游学德国、西班牙、日本，系中国现代国学大师和书法家，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

作为国学大师，马一浮虽未担任浙大行政职务，却以学者身份深度参与浙大西迁。浙大西迁后，应竺可桢校长之聘，任浙江大学教授，先后在江西泰和与广西宜山开设“国学讲座”，弘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学术良知，以期非常状态下，能使学子“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这是马一浮此生唯一一次打破“杜门”，往教“聚讲”。他在宜山时期为浙大创作的校歌，以文言文融合儒家经典，文理艰深但含义深远，赋予浙江大学“求是”精神以文化厚度。其歌词“大不自多，海纳江河”将读书人与时代变动的脉息、民族共同的理想联系到一起，不仅成为浙大精神的核心，更在战乱中凝聚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校歌中的“靡革匪因，靡故非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道理，强调了创新精神的重要性。马一浮在浙江大学西迁途中的贡献在于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结合，为流亡中的高校注入了中华文化之精神内核。

三、蒋梦麟与北京大学的南渡北归

蒋梦麟（1886—1964），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蒋村，字兆贤，号孟邻，求学于浙江高等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

蒋梦麟是西南联大的关键推动者之一。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敌机轰炸长沙，时局十分紧张。蒋梦麟到汉口向国民政府领导人建议，把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迁往昆明，因为那里可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衔接。国民政府马上表示同意。1938年2月，搬迁的准备工作已大致完成，蒋梦麟从长沙辗转到达昆明。蒋梦麟到昆明后，立即投入新校址的筹建工作。北大与清华、南开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实行三校共治，蒋梦麟秉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理念为联大精神奠基。从1937年8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决定长沙临时大学组建开始，到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了8年11个月，“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人才，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蒋梦麟作为北大代表，其坚守与妥协的平衡，体现了战时知识分子的集体韧性。

四、罗家伦以大学精神熔铸抗战烽火中的学术堡垒

罗家伦（1897—1969），祖籍绍兴，生于江西进贤。毕业于北京大学、柏林大学研究院、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曾任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等职。

面对日军铁蹄的步步紧逼，罗家伦早在1935年便秘密制订中央大学“三线迁移计划”，当1937年8月南京告急，他果断启动预案，组织全校师生分三路向重庆转移。西迁后，中央大学主要借用重庆大学松林坡作为办学校址，又以高水平的教授和丰富的办学经验支援重庆大学。不同于其他高校的仓促搬迁，中央大学实现了仪器设备零损失、教学体系完整的奇迹迁徙，连农学院的实验动物都历经千难万险抵达重庆。这种对学术命脉的极致守护，源自罗家伦“大学者，民族文化之堡垒”的坚定信念。作为这场迁徙的设计师，罗家伦以其卓越的战略眼光与教育情怀，在巴山渝水间重构学术殿堂。罗家伦创造性地提出“学术共同体”理念，将校际合作升华为民族救亡的共同体实践，谱写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守护文明火种的壮丽诗篇。

中央大学入驻后，两校师资互借，部分设施共享，促使重庆大学办学水平、办学条件显著且迅速提高，1942年正式成为国立大学。1946年中央大学回迁南京，部分教授继续在重庆大学授课，得益于此，重庆大学迅速发展成为拥有文、理、工、商、法、医6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五、徐诵明与北平大学、同济大学的双重使命

徐诵明（1890—1991），出生于新昌县老城区岙桥里，字轼游，号清来，毕业于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部。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中国病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曾任国立北平大学（西北大学等校前身）、同济大学校长。

1937年9月，徐诵明作为北平大学校长，负责组织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西迁，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后改为西北联合大学）。在他的努力下，1000多名师生顺利抵达西安。年底，上海、太原等地相继失守，陕西门户潼关告急，西安临时大学不得不迁往汉中。随后，徐诵明临危受命，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其时，该校已完成了从上海迁至浙江金华，再经江西赣州、广西八步、云南昆明直至四川宜宾的复杂迁徙过程。1940年至1946年，同济大学在四川宜宾李庄办学共计6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持教学与研究，借用古建筑办学，并设立医学院、工学院，为当地引入了现代医学与工程技术。徐诵明的贡献在于以务实态度整合资源，使北平大学、同济大学在极端环境下维持教学，并推动工科与医学等的实践性研究，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五大高校的西迁历程虽各有不同，但共同彰显了以下价值：文脉存续、教育救国、文化播迁和精神丰碑。他们保护了仅存的学术资源，将学术研究与救国实践紧密结合，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现代化，所形成的诸如“求是”“刚毅坚卓”“诚、朴、雄、伟”等精神遗产，至今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

竺可桢、马一浮、蒋梦麟、罗家伦、徐诵明五位绍兴籍教育家在抗日战争期间对高校西迁的贡献不仅在于物理上的迁移，更在于文化传承和精神重建上所作出的努力。他们的故事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时刻的责任与担当，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各高校各自的文军长征证明：真正的大学精神，既能经得起战火淬炼，亦能化作文明传承的丰碑。

（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