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禹到勾践，越地通过治水，治出了一个地平天成的崭新世界，治出了一段称霸中原的辉煌历史，治出了一幅推进中华民族大融合、大一统的壮丽画卷。

治水，这是越地先人留给后人的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之一。鉴湖的围筑，就是继承这份遗产的最生动具体的实践。

勾践治水强国

越王勾践造就了越地最辉煌的一段历史，成为越国最伟大的一位君王，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誉勾践“有禹之遗烈”。

勾践堪与禹比的丰功伟绩之一，是治水。他重视城市防洪、兴修平原水利、开凿人工运河、建设山区库塘、修建海塘、改造河渎，得出了“水可强国”的真理。

马臻太守筑鉴湖

东汉永和五年（140），会稽太守马臻组织百姓筑成了播惠至今的鉴湖。

鉴湖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围堤。以郡城为中心，东西总长127里，加上南界的山麓线，总长179里。

二是用于排灌的涵闸。主要包括斗门、闸、堰、阴沟四种。

三是水则。用以调节水位，计量排灌情况，保障湖堤安全。

鉴湖包括湖中洲岛在内，面积达206平方公里，具有蓄淡、拒咸、滞洪、排涝、灌溉、利航等多方面、综合性的功能，具有顺应自然、因势利导、设施齐全、构成完整的高水平工程技术特征。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其堤坝之长、水面之广、设施之全、作用之大，堪称当时的世界之最。

秦始皇治会稽陵水道

秦始皇对纳入了大秦统一版图的故越地，采取了四条措施。

一是设郡管辖。设立以会稽山命名的会稽郡，还“更名大越曰山阴”，管辖越地。

二是亲巡越地。司马迁在《史记》中，称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三是迁徙人口。一方面，把中原及其他地方的人口迁进来；另一方面，把这里的越人迁出去。这样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实施对越地的管控。

四是修筑水陆通道。《越绝书》中记载，秦始皇在修筑“南极吴楚”越地的驰道的同时，“治陵水道到钱唐（通“塘”）越地，通浙江（即钱塘江）”。陵水道的意义，在于贯通了春秋时期开凿的运河及太湖流域原有的自然河道，为后来的京杭大运河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贺循疏凿西兴运河

西晋时，会稽内史贺循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主持疏通西兴运河。

总长92公里的西兴运河的疏凿，是浙东水利乃至整个浙东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后中国的政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西兴运河沟通了郡城与钱塘江之间的水上联系，实现了会稽通江达海的目标，从而极大地方便了会稽的对外交流，为后来的晋室南渡和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汉人南迁与多民族融合创造了交通条件，也为东晋时期“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这种繁荣景象的出现奠定了交通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闻名天下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也是经由这条古水道而延伸四方，走向世界的。

于绍有恩的汤绍恩

明代绍兴知府汤绍恩，是四川安岳人。他刚出生的时候，有位峨眉山的僧人路过他家门口，对他的父母亲说，来日有个叫绍兴的地方，将承蒙你儿子的恩德。于是，他父母给他取了“绍恩”的名与“汝承”的字。这位僧人的预言，后来真的得到了应验。

这个故事，真真实实地记载在《明史·汤绍恩传》中。

汤绍恩为绍兴建了三江闸，使绍兴平原免遭近500年的水患，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于绍兴有恩的好官。

三江闸长103.15米，历经六次大修，至今固若金汤，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砌石结构多孔水闸，也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水文设施——水则碑，进行定量调度水资源的古代水闸，代表了我国传统水利工程建筑技术和管理的最高水平。

戴琥治越重治水

江西浮梁（今景德镇）人戴琥，以明朝南京监察御史出为绍兴知府，驭下严，性恭俭，恤民疾，尤重水利，后来官至广西布政司右参政。戴公为绍兴做了四件大好事。

一是治理常遭盐渍和易发洪水的钱清江，基本消除了海潮与山洪的影响。

二是制订山会水系的管理规则。针对山会平原（今绍兴平原）上河湖水位和涵闸启闭调控管理混乱的情况，在府城内佑圣观前河中建立了水则——水位尺，还在观内设立了山会水则碑。

三是疏浚清白泉，撰写复泉记。根据范仲淹的《清白堂记》，复其清流，撰成《复清白泉记》，讲述诚者物之始终的道理，倡导以诚治泉，以诚待人。现在的清白泉保护得很好，戴公碑与范公碑立于一起，成了教育人们的好教材。

四是撰成《水利》专著。任上始终坚持以治水为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撰成了图文并茂的不朽专著《水利》。今戴琥水利碑与山会水则碑一起，完好保存于大禹陵内，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戴琥知越九载，功名永垂，后人将其列入名宦祠供奉，祠内曾有柱联相赞——“千载蒸尝刘母庙，三春杨柳戴公堤”。有朝一日恢复“戴公堤”之名，似杭州西湖之苏堤、白堤，将是对戴公的极好纪念，亦是对后来人的极好教育。

南大吉治越“三政”

南大吉是陕西渭南人，进士，以户部郎中出知明代绍兴府三年。南公情性豪宕，尚友讲学，雄于文事，师从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王阳明，治越其间，颇多建树。

南公治越的“三政”之首，是治河道。他浚疏运河、府河、若耶溪，复原富豪所占埠头、踏道等，百姓称道。

“三政”之二，是兴教化。他创蕺山书院，推王阳明为会试举主，择所辖八邑才俊弟子入书院，月给廪饩，盛况空前。组织重修禹王庙；亲书“大禹陵”三字，建亭立碑，这就是至今矗立的大禹陵石碑石亭；兴建大禹陵园，形成了大禹陵陵园的风貌。

“三政”之三，是征豪强。对豪强所占河岸、河道及私搭乱建，悉拆除复原；对官府素未治之窝盗致富者，悉抓捕下狱；对被诬之属吏，悉为之洗雪。合郡由是大治。

俞卿治水知越

有清一代的绍兴知府中，俞卿称得上是最有为的一位。他知越12年，性格刚烈果断，为政清廉俭朴，执法公正严峻，治水修城，重文兴教，惩强扶弱，八邑震肃，百姓称誉。其所作所为，尤其表现在治水与兴学上。

一是筑海塘。他带头捐俸，主持筑成山阴、会稽、上虞三县沿海石塘，终“成百世之大利”，使“边海数十万户有更生之庆”，“民共为祠”，并将海塘“名之曰‘俞公塘’”。

二是治府河。到任后的当年冬天，俞卿即下令清淤，规定深必得三尺，广必及两岸，以各城门为起点，以一里为程，分段包干，干水作业，居民挑掘，官府清运，城乡共役。同时，不到一个月时间，尽行拆除各类乱搭乱建；还立禁造城河水阁碑，就长效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三是兴教育。捐俸修理扩建明末刘宗周讲学之蕺里书院，置田延师讲学，题名“蕺山书院”。大修学宫，使之成为“浙中诸庠第一”。还与会稽知县张我观一起，修葺刘宗周讲学的证人书院，并题额“会稽县义学”，置田二十亩为馆谷，称得上是无微不至的关心。

四是修府城。下令街衢以石碑坊为界，对乱搭建、乱设摊、乱占道等，进行集中整治。与此同时，补颓废，易朽坏，固筑城墙，修筑陆门与水门。

俞卿曾经说：“事有当为而不为者，因循废弛，贻数万人之害，丧数十倍之利，至数十年而不可救，山阴之海塘是也；有不可为而不得不为者，勉强拮据，尽心力为之，不避怒，不畏难，若有天焉，默相其成，俾民去其害，而更收其利，则山阴易石之海塘是也。”

当为不为，几多危害。难为而为，利益自来。俞公的这段话，语重心长，既是他呕心沥血修筑石塘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奋发有为兴修水利的经验之谈，更是留给后来者的宝贵遗产。

太守清，则河水清

俞卿离任66年后，即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绍兴又来了位叫李亨特的好知府。

李公治越，弘扬先贤遗风，也是从治水开始的，并且首先从治理环城河开始。他发布《禁造城河水阁示》，并予刻石立碑；采取自拆与强拆相结合的办法，在短时间内拆除了非法搭建的74座水阁、4座石桥与8座木桥。

与此同时，又组织开展清淤疏浚，治理污水源头，整顿街面路口，城河为之一新，河水为之一清。

李亨特知越三年，百姓“以为俞太守再见于今”，给了他“太守清，河水清”的极高赞誉。

正是在戴琥、南大吉、俞卿、李亨特等贤牧良守的领导下，越地百姓顺应自然，爱水护水，治水利水，建成了自己的鱼米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