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长河回溯到90多年前的白山黑水间，英勇的抗日队伍在抚顺大地上与敌人周旋作战，无数抗日英雄以血肉之躯挺起顽强不屈的民族脊梁，将丹心忠魂融入浴血奋战的山河草木。

这段历史，未曾忘，更不敢忘！

如今，当抚顺的山峦再度披上苍翠的盛装，那是大地对那段峥嵘岁月、对中国人民抗战胜利80周年的深情缅怀与庄重纪念。以山河为祭、日月为烛、历史为证、大地为笔，让那段用鲜血谱写的民族史诗，如冲锋号角般穿越时空、漫卷大地，奏响前进前进再前进的时代强音。

在血与泪的历史褶皱里读懂何谓家国

“我们现在即将到达的位置，是纪念馆园区内最高处的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纪念碑通体高度为19.32米……”8月初，抚顺日报采访组来到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开启了对抚顺平顶山惨案的历史寻访。

沿着坡道向上行走，映入眼帘的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庄严肃穆。19.32米不只是碑身高度，更是对1932年抚顺平顶山惨案的深沉铭刻。抚顺儿女将历史的证言揉进骨子里代代铭记，纪念无辜殉难的同胞，让家国情怀根植白山黑水间。

一束白菊紧握手中，时间仿佛静止，夏风拂过，将思绪拉回到了那个地狱般的日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甘当亡国奴的东北人民组织多个抗日武装，沉重打击日伪军，抗日烽火燃遍了辽东大地。

1932年9月15日午夜时分，辽宁民众自卫军分三路向盘踞在抚顺矿山的日本侵略者进攻，遭到自卫军打击的日伪当局以“通匪”的罪名，决定对平顶山村的无辜百姓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血腥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

1932年9月16日上午，日本守备队、宪兵队、警察署和炭矿防备队出动数百人，乘卡车来到平顶山，迅速将全村包围起来。日军谎称集合照相，挨门逐户地将村民向村外驱赶。在日本兵刺刀的逼赶下，一簇簇的人群，向刽子手已经安排好的屠场走去。午后1时许，人们都被赶到平顶山南端的一块草坪，刽子手军官一声令下，6挺机枪由南向北疯狂扫射，四面八方的日本兵也向人群开枪。手无寸铁的3000余名同胞倒在枪口下，不到1个小时，现场变成一片血海。

扫射停止后，刽子手们唯恐留下活口，用刺刀和手枪进行第二次更加残暴的屠杀。大屠杀历时3个多小时，直到傍晚才结束。第二天一早，日本兵再次来到屠杀场，将尸体集中起来浇上汽油焚烧，然后用炸药把山崖炸崩，掩埋烧剩的尸骨，妄图掩盖真相。这就是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抚顺平顶山惨案。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缅怀遇难同胞、铭记历史，1951年4月5日清明节，抚顺在平顶山惨案遗址山顶上举行了万人公祭大会，抚顺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平顶山上北面最高处，修建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后续又进行重建。1970年7月，抚顺市人民政府决定发掘平顶山惨案遗址，并修建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当长80余米、宽5米多的累累白骨被清理出土时，世人震惊。1972年9月16日，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开馆，2007年更名为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

50多年来，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每年都会组织举办平顶山殉难同胞公祭大会等大规模专题纪念活动，不断丰富馆藏，提升宣教水平。截至目前，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已累计接待国内外参观者1000余万人次，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杨靖宇率部在黑石头沟重挫日伪军

盛夏，山风吹过，仿佛奏唱着当年战役的凯歌。循着历史的声音，抚顺日报采访组赶往清原满族自治县南山城镇黑石头村寻访。

“1935年，抗联战士在杨靖宇军长的带领下，在黑石头沟里罄岭山下，巧妙运用战略战术，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南山城镇党委副书记赵云杉边说边带领采访组寻访黑石头伏击战遗址。

1935年夏，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军在杨靖宇的率领下，转战于东丰、西丰、清原一带，敌邵本良派其伪六团尾追不放、步步紧逼。8月21日傍晚，部队进入黑石头沟里罄岭山下，杨靖宇决定在这里设伏。

8月22日一大早，山头的背阴处、虎石砬子对面的草坡、西侧榛莽、最西端的退路……革命军战士们潜伏在各处，只等敌人入瓮。

早上7时许，南山城伪警察队在前探路，中部是邵本良的伪六团，最后是日军，总共有700多人，还有20多台运送物资的大车和一些民夫。当日伪军进入埋伏圈，指挥枪响，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向敌群开火。战斗持续两个小时，山谷里硝烟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日伪军乱作一团，四处逃窜。这次战斗共击毙伪军马连长、董连长等40余人，活捉3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炮弹12箱、重机枪1挺、“三八”式步枪50余支，及许多军用物资。

这次战斗胜利影响很大。抚顺市社科院历史学所所长丁美艳介绍说：“日伪当局在《盛京时报》1935年8月24日、25日连续进行报道，承认日伪军警死伤不少。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于1937年10月20日刊登了以《黑石头战争》为题的报道，将这次战斗作为抗联一军的经典战例进行详细描述。”

“就在这古榆树下，咱抗联三师打了胜仗！”

采访车行驶在清原满族自治县湾甸子镇七道河村村路上，血火记忆与时代新生交融，青山掩映的村子宁静祥和。平坦宽阔的村路旁，在一棵200多年的古榆树下，抚顺日报采访组开启了对抗联三师七道河子伏击战的寻访。

“保护好这棵树，就是记住这段历史！”古榆树旁，已是耄耋之年的村民张自荣，和女婿卢献清一起，向采访组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当时，日本关东军从松木岭（今道穴沟口）一路逃窜，最后来到古榆树边被全部击毙！树干上的增生，是当年子弹留下的痕迹。这是200多年树龄的古树，子弹早和树长在一起了……”村党支部书记卢献清介绍说。

1937年7月，抗联侦查员探知日本关东军园部师团东边道“讨伐”队长冈田少佐，率官兵20余人来清原、兴京(新宾)巡视“防务”。抗联三师政委周建华、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率领30余名抗联战士到七道河子新沟山上宿营伏击日军。

7月17日早上，当满载日军官兵的汽车开过道穴沟岭后，抗联三师决定在七道河子东松木岭下设伏。18日上午，日军汽车进入伏击圈。随着指挥枪响，30多名抗联战士用机枪、步枪向日军猛射，仅半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日军冈田少佐、坂本大尉等19名官兵被击毙。抗联三师缴获长短枪20余支、机枪1挺，以及弹药、地图等武器和物资。

日本关东军园部师团听到伤亡消息，即刻安排部队急驰清原“讨伐”。可赶到现场时，抗联三师小分队早已无影无踪。这次战斗沉重打击了日伪军，敌人不得不在1937年7月20日《盛京时报》上刊登战败消息《东边剿匪工作中冈田队长等战死》。

抚顺孙氏兄弟组建辽东第一支抗日义勇军

民族危亡之际抛头颅、洒热血，是抗日英烈孙铭武、孙耀祖爱国气节的生动体现。

浴血岁月今难忘。盛夏，茂盛的草木随风而动，指引着通往孙铭武、孙耀祖烈士纪念碑的方向。1953年8月，孙铭武、孙耀祖的后人分别领到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烈士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义勇军最早的两张烈士证，比其他义勇军烈士早了近30年。

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1993年10月为孙铭武和孙耀祖立的永垂不朽纪念碑，坐落在清原满族自治县南口前镇南三家村西北山沟里。纪念碑的右侧是孙铭武的墓碑，刻有其遗言：“民族不可辱国土必收复，毁家杀身何所惧，愿做抗日第一人。”左侧是孙耀祖的墓碑，刻有其遗言：“教育救国志未酬，投笔从戎战倭奴，祖国危难民奋起，决心不当亡国人。”墓园内，一束束花倚在墓碑旁，诉说着后人的深沉哀思。

孙铭武和孙耀祖是同胞兄弟，都出生在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中寨子村。孙铭武生于1889年，孙耀祖又名孙铭宸，生于1892年。

九一八事变后，孙铭武与其胞兄孙铭久、胞弟孙耀祖共同联络同乡旧识，酝酿组织抗日队伍。10月19日，孙铭武任总司令的血盟救国军在清原正式成立，这是辽东地区第一支高举义旗的抗日武装队伍。1932年1月，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

1932年1月19日，孙铭武等血盟救国军领导人在三源浦被汉奸杀害，孙铭武牺牲时43岁。孙铭武遇害后，孙耀祖带领余部500多人参加了李春润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路军，他任第六旅旅长，继续抗日。1932年12月，孙耀祖入关找到“救国会”，曾多次在北平举行爱国讲演，高唱他们在战斗中创作的《血盟救国军军歌》。1933年2月，孙耀祖被日军杀害，时年41岁。

2002年起，在抚顺市社科院和抚顺日报社的努力下，《血盟救国军军歌》公开面世，那声雄浑有力的“起来”，奏响了中华民族热血奔流中的最强音，更被国内众多专家学者认为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母本素材。

七道河村村民张自荣在古榆树下讲述伏击战故事。抚顺日报记者 杜季亮 摄

黑石头伏击战遗址。抚顺日报记者 杜季亮 摄

孙铭武、孙耀祖烈士纪念碑  抚顺日报记者 杜季亮 摄

远望虎石砬子。 抚顺日报记者 杜季亮 摄

村路旁的古榆树见证了那段血火记忆。  抚顺日报记者 杜季亮 摄

（越牛新闻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