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2007年刊发于《武汉科技学院学报》的文章《〈汉谟拉比法典〉与商汤关系新论》在国内高教界引起议论。文章作者分别是李荣建、吴彬华，分别来自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空军雷达学院。一篇论文时隔18年再次浮现在公众视线中，不是因为论文太有料，而是因为其观点太离奇：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竟与中国商朝开国君主商汤为同一人；人类文明史上赫赫有名的《汉谟拉比法典》，正是《史记》记载中商汤命人刻在宝玉上的《典宝》。

不少学者指出，该文论断几乎完全建立在推测之上。比如，仅凭“汉谟拉比”与“商汤”在发音上某种程度的近似，就把两者画上等号，其不严肃性可想而知。这种缺乏坚实根基的“大胆假设”，即使技术上用看似严密的证据链来缝合，但整个论证还是陷入循环逻辑的怪圈——用“汉语源自两河”的假设支撑“汉谟拉比即商汤”的结论，反过来又用该结论证明假设成立。多家媒体也以《学术研究不能开国际玩笑》《荒唐论文怎么发出来的》为题对此推论进行了批驳。

此等奇谈之所以能堂而皇之亮相于学术期刊，某些评审机制与发表平台难辞其咎。真正的学术创新，其根基永远深植于常识的沃土与理性的河床。所谓大胆假设之后，必须有小心求证的漫长跋涉。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之所以历久弥新，正是因其强调纸上材料与“地下新材料”的互证，将天马行空的想象牢牢系于实证的锚点之上。此点希望如今的一些学者鉴之。

这些年，从“苏美尔人即华夏先民”的牵强附会，到“西方文明源于中华”的狭隘之论，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伪史论”暗流正悄然涌动。这类论调披着重新发现的外衣，实则是以狭隘的民族情绪替代理性判断，用虚妄的自豪感解构真实的历史经纬。这种传播，既遮蔽了学术讨论本该有的深度与严肃性，也无形中降低了国民的历史素养，弱化了国民的科学理性思维，助推了一些人的反智化倾向。

面对“汉谟拉比即商汤”这类奇论，我们既需警惕学术机制失范带来的伪创新，也要深刻反思伪史论思潮背后的认知迷障和思想根源。中华文明本就博大精深，我们的文化自信有着坚实的基石和真实的资本，无需通过夺人之美乃至贬低他人来给自己贴金。那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建立在严密逻辑上的正常史学研究和质疑应当鼓励，但如果一些学者或“西方伪史论”拥趸出于哗众取宠目的这样做，那无异于破坏文化自信根基，也无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莎草文书、印度的思辨艺术，各自绽放着人类文明的多元光芒。真正的文化自信，从来都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