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双发

今年春天，我在上海普陀区影视城观看了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那天，我望着银幕上滚动的字幕，忽然想起老家晒谷场，那里曾挂着块粗布，被风掀得晃晃悠悠，比这影城的巨幕更像片能盛住星光的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娱乐是件要紧的事。收音机算奢侈品，三两家窗台上摆着，傍晚飘出点刘兰芳《岳飞传》的声音，就够半个村庄的人竖着耳朵听。真正能让全村人把日子过成倒计时的，只有露天电影。消息从不是提前递来的，是我们背着书包经过大队部，看见老木匠在墙上钉木楔，看见他往楔子上绕麻绳，心就跳得像擂鼓，这是要挂银幕了。

书包往大桌上一甩，筷子还没碰到碗沿，人已经蹿回晒谷场。天还亮着，粗布银幕软塌塌垂着，像块没拧干的被单。我们绕着银幕跑，影子在布上追来追去，把“好人”“坏人”的模样先演了八百遍。

等天擦黑，放映机“突突”转起来时，晒谷场四周早坐满了人。板凳在泥地上蹭出“咯吱”声；女人们纳鞋底，线绳穿过布面的“吱吱”声，混着远处猪圈的“哼唧”声，倒比电影配乐更有烟火气。我们小孩不用找座位，银幕前的空地上，谁先抢块青砖，谁就能贴着最前面看。有时演到一半，背后传来“让让”，准是哪家婶子端着饭碗来，筷子上还戳着半个玉米饼，油星子滴在衣襟上，也顾不上擦。

那时放的最多的是《英雄儿女》《地道战》。枪炮声一响，手里的红薯就忘了啃。看见王成抱着爆破筒冲上去，攥红薯的手能捏出汁；鬼子进村的音乐起了，后排老头准咳嗽着骂“龟孙子”。有回二柱在我旁边急得直跺脚，凉鞋后跟把晒谷场的土碾出小坑，散场时才发现他脚底板粘着半颗爆米花。不知是谁掉的，虽然早被踩成了泥色，但比现在影城的焦糖味更让人记挂。

第二天学校教室后墙根，准围一群人争剧情。“李向阳甩枪时袖口有补丁！”“明明是黑布衫！”吵到脸红脖子粗，就去问当过兵的体育老师。老师总笑“都对”，可我们偏要较出高低，那银幕上的人，是比课本里的字更鲜活的英雄，哪能随便记错。

后来晒谷场改成砖瓦房，木楔子和麻绳早没了踪影。有一次回老家，邻居家小明指着老屋墙上的钉痕问我：“这是什么？”我刚说“挂电影的”就被女儿打断：“爸，那叫银幕。”可在我心里，它就是块会讲故事的布，能把星光、蝉鸣、二柱踩出的土坑，都裹进光影里，存成一本翻不烂的账。

现在很少放露天电影了,但回忆却是很神奇的，以前露天电影里的人物、画面早已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在时间的长河里反复冲刷清晰如初。露天电影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无穷的快乐，我们幼小的心灵都被电影里的英雄占据。

就像此刻，影城的冷气再足，也吹不散记忆里的热气。那是晒谷场的暑气，是放映机的热气，是攥着红薯的手心冒出的、带着甜味的热气。

（内容来源：绍兴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