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8日，香港树仁大学发布讣告：我们尊敬的校监胡鸿烈博士于2025年7月27日在家人陪伴下安详辞世，享寿105岁。

胡鸿烈，1920年出生在浙江绍兴，我校新学制第十四届（1934年）毕业生，是当年度全省会考第一名。巴黎大学法学博士、英国大律师，香港树仁大学创办人、校监。2007年度入选“感动中国人物”，2008年获香港特区政府大紫荆勋章。

1996年10月，胡鸿烈校友回访母校绍兴一中并题词。

2016年11月，时任绍兴一中校长朱雯一行赴香港拜访胡鸿烈老校友，同行的还有还有原绍兴广播电视总台、现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集团)影视投资公司的编导、记者林斌。

惊闻胡博士仙逝，林斌撰文《没有母校，就没有我的一切》，以作悼念。

全文如下：

2025年7月28日，香港树仁大学发布讣告：我们尊敬的校监胡鸿烈博士于2025年7月27日在家人陪伴下安详辞世，享寿105岁。

十年前采访胡博士的经历清晰地浮上脑海。

2016年，为迎接次年即将举办的绍兴一中校庆120周年，我接受学校委托拍摄制作一部校史宣传片。我们事先筛选了星落在全国各地的优秀校友，以“优中选优”的高标准、严要求，几经反复，终于确定了几位采访对象，香港的胡鸿烈就是其中的一位。

11月中旬，我们抵达香港。走进树仁大学的时候，正值学校中午的放学时间，学生们从校园内鱼贯而出，或三三两两地有说有笑，或独自戴着耳机沉浸在潮炫的音乐里，也不乏一对对的小情侣，搂腰勾肩边走边笑地说着情话……宝马山，香港一座并不高也不宽阔的小山峰，因着这些时尚而朝气的学生，显得格外青翠葱茏充满生机。

校监胡鸿烈先生，此刻正端坐在办公室的沙发里，目光温和。

阳光透过拉了一层细纱的窗户打在他的脸上，柔和温顺。他的头发白了，但梳理得整整齐齐；他的眼睛失去光泽了，但仍然能传送出温暖；他的额头上爬满了细密的皱纹，像是鱼儿跃出水面后溅起的波痕，那是智慧的年轮。

这一年，老人97岁。

我们进去的时候，老人努力地想弓起身来，被我们搀扶着制止了，于是又重新坐回到沙发里，歉意地笑了笑，伸出手来和我们一一握了握。

我握过很多的手，慢挑绿绮的纤纤素手，手握刀枪孔武有力的手，沾满泥土的手，带着墨香的手，有着烟火味的手……但没有一双手，像老人这样的，光滑细嫩柔弱无骨。

老人笑着，连皱纹也柔和得如同春光。

我很沉醉在老人这样的笑容里，就像池塘里落进了一块砖石一样，涟漪四散，沟壑中流淌过的是岁月的长河，也是夕阳的余晖。

胡鸿烈，1920年出生在浙江绍兴。巴黎大学法学博士、英国大律师。

按现在的说法，胡鸿烈是一位学霸，而且是一位调皮的学霸。

胡鸿烈自幼家贫，到9岁才能读小学，但他只用了短短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了一般人要6年才能完成的小学课程。1935年1月，胡鸿烈在众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浙江省立绍兴中学，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一中。

不过谁都不知道的是，考试的前一天，胡鸿烈还跟同学打了一架，头破血流地回到家温习了一晚上的功课。

说到这段往事的时候，今天的胡鸿烈依然不乏有些小得意，虽然已经记不太清楚当天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战”，但时隔80年，“战场”虽荒芜，“战果”却依然有迹可循——胡鸿烈的额头上至今还留有一道淡淡的疤痕。

学习上的这种“一览众山小”，在随后多次历史重现。

他参加省升中试，在浙江省三万多名考生中高中状元。高中毕业后顺利进入顶级学府之一的“中央政治大学”，主修法律，并于1942年毕业。

1944年，胡鸿烈参加全国高等文官考试，在外交官组位居榜首。

同期考试的司法组状元是位女孩子，名叫钟期荣，来自湖南长沙，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来成为中国首位女法官。

根据组织的安排，当时钟期荣要为这批新外交官进行司法训练，这两位状元就这样看对了眼，居然谈起恋爱来。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翌年11月12日，胡鸿烈和钟期荣在重庆结婚。外交官考试状元配中国第一女法官，一时传为佳话。

1949年，夫妻俩一起漂洋过海，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1952年胡鸿烈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55年定居香港任执业大律师。

大律师这行业源自英国。与我们为表示对律师的尊重称其为“大律师”不同，在香港，律师和大律师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职业。简单地说，就是出庭的叫大律师，不出庭的是事务律师。胡鸿烈说，当时大部分修法律的学生都会选择当事务律师，因市场需求大，钱也比大律师赚得多。不过，当时要做事务律师就必须放弃中国国籍，胡鸿烈为保留中国国籍而选择了当大律师。

回港后的胡鸿烈平步青云，在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他已经是具有相当知名度的人物，当时香港只有10名大律师，他是其中之一，他的业绩和演讲，在同业中间影响较大，其后更成为最早期的民选立法局议员。

胡鸿烈为“流动小贩”的官司至今为香港市民津津乐道。上世纪50年代，香港“流动小贩”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其中青少年问题尤为突出。1953年至1954年九龙裁判署判为有罪的12000多名青少年中，有11000多人的罪名是“贩卖”。而到了1963年左右，因“贩卖”罪名受罚、被判刑，仍然是青少年犯罪项目前列。对此胡鸿烈建议，市政局应对越来越多的小贩采取合理的对策，而且鉴于青少年从业者众，小贩持有的牌照使用有效期应适当放宽，人口多的人家，可以多发几个小贩牌照。他还建议，在一定区域划出“小贩市场”，让小贩们得其所哉。这些建设性的建议，很快得到社会和政府当局的认可，而胡议员因为为众小贩说了公道话，从1974年起，担任全香港小贩政策委员会主席，1975年市政局进行选举，又以明显优势当选为市政局副主席，兼任小贩政策委员会主席。

1979年，胡鸿烈获邀回大陆，出席国庆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并获邓小平接见，成为第一位踏足内地的香港立法局议员。

“2007年感动中国的奖状在什么地方？我想拍一下”，我问胡鸿烈先生。

“在小姐的办公室里”，老人可能一下子没有想起来，于是他的工作人员就代为作答了。

工作人员带我走进了隔壁的办公室。办公室收拾得整整齐齐，除了阳光的味道，看不到一丝尘埃。室内堆满了各类书籍和奖杯奖状，墙上的锦旗也静静地沐浴着秋阳……这一切都无声有力地宣告着，这里的主人是一位获奖无数受人尊敬的读书人！

这里是树仁大学的校长室，它的主人就是胡鸿烈的妻子钟期荣，也就是工作人员口中的“小姐”。自从2014年11月钟期荣病逝后，这里至今保留着她生前的模样。

与胡鸿烈同期回港后，钟期荣先后在香港的多所院校任教，她高超的授课艺术和丰富的学识，使她在香港教育界声誉卓然。

1971年，钟期荣辞去教职。当时，她的丈夫胡鸿烈在跑马地成和道买下了一幢花园洋楼。喜欢孩子的钟期荣最初的想法十分朴素，就是想利用这个场地办一所幼稚园以怡情寄兴。

可是夫妻俩很快就看到了一个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香港经济起飞，但港英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依然十分不足，中学学位短缺，大学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儿去，每年有机会考进大学的寥寥无几。

胡鸿烈夫妻经过反复的考虑和讨论，决定拿出全部的70万积蓄，办一所大专学校。

1971年7月，“树仁学院”正式挂牌。在开学典礼仪式上，胡鸿烈以校监的名义剖白了自己的心声：“目睹本港青年有志深造而失学者日众，心中不安，觉得应给予上进的机会。”

“树仁”的校训是“敦仁博物”。我问胡鸿烈，“敦仁博物”四个字该怎么理解？胡鸿烈没有犹豫，说“敦仁”是指做人的态度要积极，要学会帮助人家；“博物”是指做学问不能马虎。中国需要这样的人。他认为，一所大学，需要硬件，比如校舍和地址，更需要软件，校风很重要，这不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

1978年，“树仁学院”搬迁至宝马山。按照政府的规划，这里原本只能兴建几层校舍，胡鸿烈却坚持打176条桩，最终建成12层大楼；为建成图书馆大楼，胡鸿烈想方设法筹募过亿元；为了让学生享有舍堂生活，2002年兴建学生宿舍和文康大楼，胡鸿烈更不惜以迟暮之年，回律师楼工作，出入法庭打官司，为大楼挣工程费。

几亿元不是小数目，夫妇二人义无反顾把真金白银投进在学校中，有为钱而争吵过吗？胡鸿烈答得一脸从容：“从来没有试过。因为校长从来不管钱，她对钱没有多大的概念，她只负责学校的事务，我负责去挣钱支持学校。”

胡鸿烈、钟期荣对教育的全情投入和奉献，得到了政府及各界人士的一致认同。2006年12月19日，香港树仁学院获批准升格为大学，成为香港首间私立大学。

学校的历程走得并不轻松。“树仁”从一开始就坚持四年制，不要政府津贴，所有的投入都是靠胡鸿烈律师楼的收入。1955年他从伦敦拿了大律师资格来香港执业，初出道时生意已很不错，小单案件收500，大的1000，而当时买一个面包也只是一两毛钱。执业的第二年就可以买车买楼买别墅请司机，但夫妇俩一直不买私家车，自己走路，坐计程车；节衣缩食，每日家庭用膳不搞高标准，把多年积蓄全部投入在了“树仁”里。目睹今日“树仁”成就，看到“树仁”学子活跃在香港各界，为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胡鸿烈只有开心：我们的教育理想终于实现了！

2007年，经国际天文联合会及小行星中心批准，两颗于2001年首次发现的小行星“34778”、“34779”分别被命名为“胡鸿烈星”和“钟期荣星”。

同年，这对教育家共同当选为“2007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携手站上了荣耀的领奖台。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他们的颁奖词是：狮子山下的愚公，香江边上的夫子。贤者伉俪，本可锦衣玉食，却偏偏散尽家产，一生奔波。为了学生，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我们相信教育能改变社会，而他们为教育做出楷模。

“明年，您的母校，也就是绍兴一中即将迎来120周年校庆了，您有什么话想对母校说吗？”这是我当天的最后一个采访题目。

胡鸿烈陷入了沉思。良久，老人缓缓地抬起了头，目光专注地注视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没有母校，就没有我的一切”！

老人的这句话一出，在场所有的人都肃然了，时任绍兴一中校长朱雯的眼眶瞬间就红了。谁也没有想到，对于母校，老人居然怀有这样的感恩。

其实，老人对母校的感情还是有迹可循的。我曾经读到过他的一篇回忆文章，老人写到：“在这片并不广袤的土地上，在这个略显局促的校园里，一位位名声响彻寰宇的仁人志士践行着他们爱国为民的理想。｀学界泰斗＇蔡元培，力挫守旧势力，改革教育，慧眼识才，大胆用人，冲破旧式书院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为绍兴一中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大胆革新、勇于追求的风貌。近代中国的民族脊梁——鲁迅先生，举斧凿，开越学，在他担任绍兴一中监学时，以充实师资队伍为途径中兴教育，驰书邀来许寿裳共同开拓这项育人事业。当这一页页的历史被翻开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我的心中不断回荡，召引着我一生的作为。那就是作为一个渴望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可以且应该担负起的使命——树人。我想，我的血液里，也早已流淌了如他们那般的激情。”

现在，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老人要把自己的学校命名为“树仁”了吧？

教育能改变社会，教育能改造人，这就是教育信仰的基本内涵。

朱雯校长恭敬地向老人递上了一份《校庆邀请函》，诚挚地邀请老人在明年10月那个金桂飘香的季节里，回到绍兴，回到绍兴一中。

老人细细地读完了这封字数并不多的邀请函，桀然一笑：“明年，我是肯定不在了的”。

朱雯刚刚黯淡了红色的眼眶，倏时汹涌澎湃地泪花泛滥，这个感性的女人竭力地强压着自己的情绪，但终告失败，她用带着哭腔的声音重复着：“不会的，不会的，一定不会的”。

此时此刻，除了“不会的”，我们确实也想不出更加恰当的回复了。

而老人却依然笑得云淡风轻，恭谦有礼。他的笑是可以与人交流互动的。面对他的笑脸，你就像面对一位得道的高僧，即使他不语，你也能感受到那种仁和与慈悲。

分别的时候，老人与我们一一合影留念。轮到我了，我在老人的沙发后蹲下身来，左手自然地垂在了沙发扶手上。老人适时地递上了自己的手，与我十指紧扣。

老人的手依然柔弱无骨。

但是我知道，这双手曾经属于一位强者，陪着年轻时候踌躇满志的他，山一程，水一程，背着行囊去远方，只为了心中的梦想。而今天，他老了，它也陪着他老了。与“远方”那个到不了的地方相比，他更留恋一个回不去的名字——故乡。

故乡，只一念想，就捂暖了这一世孤寂的时光。

（越牛新闻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