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师”之后，作为蜗居在小城的业余作家，当地没有报刊可投，朱振国常去邮局翻找报刊目录，在信封上抄下刊物名、地址及邮编，再剪去一角写上“稿件”，将新作品寄出投稿。仅在1982年，他就在省内外期刊共发表了7篇短篇小说。同年年底，他凭借出色的创作成果，成为中国作协浙江省分会会员。

那段时期，除了创作，朱振国还一直在工厂一线工作。他干过最苦、最累的硫化工、冶炼工，受过汗水、泪水、血水的洗礼。这段经历为他的创作打上了“工人作家”的烙印，他引以为豪。“我决心继承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风格，文学须扎根于生活，又必须高于生活。”他说，自己立志于扎根劳动大众，真正成为具有人文情怀的作家。

为了写出更好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中期，朱振国前往铁矿体验生活。在友人陪同下，他进入了矿山的最底层，爬过不足一尺的洞口，进入硝烟、石粉弥漫呛人的作业面，与矿工们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最终创作出中篇小说《走向彼岸》。也是在那时候，凭借“文学人才”的资质，朱振国从企业调入杂志社，既当编辑，又当记者。那时，为了采写新疆的一位绍籍人士，他坐了89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前往新疆，腿部严重浮肿，仍坚持前往主人公工作过的油田进行采访，在戈壁深处亲身体验大漠风沙的严酷。

“我始终认为，文学创作者要真诚地面对生活。”朱振国说，他在工厂干了15年，又在杂志社干了25年，无论是当一线工人，还是当记者，他为创作排除万难。他从未觉得辛苦，而将其视为生活的体验，始终要求自己保持文字的真实性和锋利度。凭借这份追求，他的作品在中国半数的省份开花结果。1994年年底，朱振国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寄来的会员证，黑色皮面，中间嵌着一块铭刻中英文对照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字样的铜皮，编号4627。

一颗文学的种子，从播下到结果要走多远的路？朱振国给出了答案。“我有幸躬逢了一场时代的巨变，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为文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他坦言，浪潮中也有人将文学视为产业，热衷于追逐名利与市场，但他始终铭记初心，只想写出自己想写的好作品，“劳作、付出是衡量距离的尺度，而勤奋与努力，永远是抵达终点的最短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