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剧集还是电影，《长安的荔枝》都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这部作品真正迷人的地方，在于它把一个小人物的奋斗故事包裹进一场“水果特快”的荒诞任务中。九品小吏李善德，肩负将岭南荔枝送达长安的“不可能任务”，他不是大英雄，却让我们看见了生活中的“小强精神”：一边被现实摁在地上摩擦，一边还咬牙喊着“我可以再试一次”。

一个大家可能会忽视的事实是，因为观看的方式和载体不同，电影常用“全片无尿点”来作宣传语，而电视剧往往是需要“尿点”的——用“电子榨菜”下饭时，谁不会暂停一下呢？

从原著的体量来看，《长安的荔枝》天然更适合拍成电影。

电影前半段是讲官场和职场生态的轻喜剧，后半段则更像是揭露政治和历史残酷的惊悚片。影评人藤井树说，影版《长安的荔枝》像是一部古装公路片，主角一直都在路上，而其他角色统统围绕着荔枝转运之事奔忙，“可以说影片专注于讲好运荔枝这一件事，不着一处废笔，高度凝练，一气呵成。”

剧集是群像戏，像“炖锅”，讲究慢慢炖，细细煨：背景丰满、支线丰富、人物成长空间大。李善德的身世背景、同僚权斗、家庭牵绊、制度痼疾，一层层揭开，观众可以慢慢体味。这种结构决定了它的优点在于细腻与厚重，但同时也容易因节奏拖慢而造成观感疲软。

而大鹏导演的电影则更像“高压锅”，讲究叙事密度、视觉浓缩与情绪极致，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引爆情绪，释放能量。李善德一路狂奔，不带喘息。有网友说：“你根本来不及看荔枝熟没熟，它已经装车出发了。”这是典型的电影节奏，用快与狠抓住观众的情绪核心。

同样的文本，在不同媒介中命运迥异，差别远不止在节奏与时长，而是一场语言体系的重构。

两种风格，都是基于影视媒介语言的选择，而非高下之分。

其实，同题材“剧集+电影”的模式，在中外影视界并不罕见，但是称得上经典的屈指可数。人们谈论较多的，比如，《傲慢与偏见》的1995年电视剧版和2005年电影版，一个细腻铺陈、一个气质鲜明，各自精彩；再如，《福尔摩斯》有“英伦冷感”的剧版，也有盖·里奇导演、罗伯特·唐尼主演的“烧脑解谜”电影版，各擅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