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双抢上刀山，女人双抢做田畈，老人双抢煮茶饭，小孩双抢只好喊（哭）。”一首民谣道出了“双抢”的艰辛和无奈。“双抢”指抢收（在夏季完成早稻的收割）、抢种（立秋前种下晚稻），所以也称“双夏”——夏收、夏种。

1968年，我高中毕业回乡支农，参加了生产队的“双抢”。虽然过去了近一个甲子，却记忆犹新。当然，这难忘的经历也锤炼了意志，使我能吃苦耐劳，受益终身。

割稻一般是从早晨5点半开工直至中午11点半才结束，大家头顶烈日、脚踏热地，暑热上下夹攻，无时不汗流浃背。割稻的顺序是割一把、捆一把、放一把，所以每天几千次地割、捆、放，弓身弯腰，腿部肌肉常会积累大量乳酸，酸胀得要命。一两天下来，坐凳子都痛得龇牙咧嘴，不堪忍受。

大暑节气也是江南雷阵雨最多的季节。要是遇到午后雷阵雨，出工号一吹，就得放下饭碗，带上冲杠（挑稻捆的两端带铁尖的工具）直奔田间。因为割下的早稻最怕被雨水淋湿甚至浸泡，会严重影响到手的收成。当时甚至有这样一条标语：宁可为公瘦掉身上一斤肉，决不为私损失集体一粒谷。正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我们一边嚼着饭，一边小跑着赶到田头，捆稻、挑稻，然后运回晒场。

抢种从拔秧开始。凌晨3点，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乐曲《丰收锣鼓》，这是全公社统一的起床号。睡得正酣的我，立即起床随手洗把脸，肩扛铁耙、头戴凉帽，手提装有早餐和水壶的篮子，踏着月色出工了。待太阳出来，早工就结束了。

南宋诗人杨万里经过浙江时曾写下诗作《插秧歌》：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诗作展现农耕社会中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劳动场景。800多年后，农村插秧时的场景简直像从诗句中复制一般。

“双抢”时的插秧，由于“抢”时间就没有那么浪漫了。因为酷暑，上午插秧易将秧苗“烤”死，所以插秧大都安排在下午。出工是一天中最热时间——下午一两点。即使头戴凉帽、额箍草圈（防汗水浸湿眼睛）、肩搭毛巾，但往往是边插秧边淌汗，真可谓是“汗滴禾下土”。插秧时，我们在高温下往往要连续劳动4个多小时。接近黄昏又无风时，成群的蚊子就会来叮咬。我会将泥巴涂抹在双腿上，权当防蚊剂，但颈脸和上臂却很能幸免。

拔秧和插秧时，由于长时间在水中浸泡，很多人会手脚溃烂，虽有紫药水可涂，但整个“双抢”下来，也活脱脱被剥了几层皮。水田劳作中还不时有吸血的蚂蝗来光顾你的双腿，一只只像灯笼挂在你的腿上，捉下来后还是血流不止。

近20天的“双抢”，每天15小时的高强度劳动，20岁的我，咬咬牙坚持下来了！这以后，我经常思考为什么要有这“双抢”？而今天为什么没有了“双抢”？经过调查和访问，于是明白了“双抢”的来和去。

从有水稻种植历史以来，春种秋收了几千年，直到清朝康熙年间，由于社会安定，人口增加，让人民吃饱饭成了头等大事。当时在江南推广种一作早稻，这早稻栽种得比较稀疏，目的是嵌种一种生长期短一点的嵌青稻。嵌青稻嵌下后，对早稻并没有什么妨碍，它们有足够的成长期，可以到秋后收割，留下嵌青稻的晚熟稻。早稻收割后，经过整治，施下肥料，这嵌青稻就长势茂盛起来。用这样嵌种双季稻的方式种植，产量往往会超过单季稻，花费的工时不多，肥料的需求也不是很高，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增产方案。

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受嵌青稻的启发，连作水稻就应运而生。又因为早稻的收割期和晚稻的栽种期，正交接在全年气温最高的小暑后期到立秋季节前这一段，这就是“双夏”或“双抢”的由来。

“双抢”消失的关键转折是1978年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有了自主选择种植模式的权利。再加上科技进步如：杂交水稻、温室育秧都缩短了生长期；化肥供应增加、农业机械化推广逐渐让“双抢”消失。总之，20世纪80年代后，“双抢”自然而然就消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双抢”成为我们这一代人书写的历史，但土地记住了一切，“双抢”劳动中所体现的艰苦卓绝的精神，被永远刻进我们这一代人的性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