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写的短文章

何宝康

《民国那些先生》是季羡林先生的回忆类文集，共收录他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45篇文章，多是回忆和怀念他的师友，可以说是大师写的短文章，文字朴实无华，平实而意境深远，写出了“民国的那些先生” 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民国和大师的风范。

季羡林（1911年—2009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一个贫寒农家，幼年随叔父在济南求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主修印度学，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后赴北京大学任教，当了不到十天的副教授即被转为教授。他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并长期担任系主任，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先生是中国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佛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多国语言，在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等领域成就卓著，以“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彰显谦逊品格，其治学精神与跨文化研究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晚年仍笔耕不辍，倡导传统文化保护，被誉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

在《民国那些先生》中，季羡林先生写到的师友，陈寅恪、梁实秋、胡适、傅斯年、叶公超、汤用彤、张中行、朱光潜、王力、沈从文、老舍、吴组缃、曹靖华等，就我们普通读者来说，只能仰望和遥望。季羡林与他们师友情深，对他们的离世无比痛惜，但他坚持“没有真感情，我不写回忆文章”，所以，这些文章虽然文字朴实无华，但因为感情真挚，真话直说，所以读来一点都不枯燥，内涵十分丰富，内容感人至深。作为与他们同一时代的人，季羡林先生以自己独立的判断和平实简洁的语言，写出了“民国那些先生”独特的个性和情怀，譬如他写陈寅恪，用“临财不苟得”“备课”“不请假”等3个具体而难得的事例，凸显了陈寅恪“不但在伟大处是伟大的，在琐细末节方面也是伟大的”，让人深深感动。他唤醒了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让那些已经模糊的身影清晰可感，这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

季羡林先生认为：人应该有个性。“真正的大学问大事业是另外几个同一般人不一样甚至被他们看做怪人和呆子的人做出来的。”《民国那些先生》展示了那个时代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他们个性或迂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例如朱光潜在“牛棚”里依然坚持每天用各种方式坚持锻炼；沈从文用牙齿去咬断捆扎东西的麻绳；傅斯年炮轰孔祥熙家族；汤用彤设家宴招待刚从德国归来的季羡林等等，读着他们，让人感到恍若隔世。他们就是“民国的那些先生”。他们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这些人的思想、学识、情操、气节、志趣等，直到今天仍然有着令人深思的特殊价值。

在《民国那些先生》中，已经80多岁的季羡林先生几次提到自己是一个 “后死者”，他指出：“后死者”这个词，在这世界上其他语言中还没有碰到过。从表面上来看，这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词儿，但仔细一探究，却觉其含义深刻，令人回味无穷。对已死的人来说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一个“后死者”。可这个词儿里面蕴含着哀思、回忆，还有责任、信托。已死者活在后死者的记忆中，后者有时还要完成前者未竟之业，接过他们手中曾握过的接力棒，继续飞驰，奔向前方，直到自己不得不把接力棒递给自己的“后死者”，自己又活到别人回忆里了。人生就是如此，作为“后死者”，感情中要承担所有沉重的负担。季羡林先生这样说，也这样做，所以，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蕴含着博大的情怀和深刻的思考。

（作者系绍兴退休干部）

唐诗的“技术解码”

陈威

唐诗以其抑扬顿挫的韵律和深邃悠远的美学特质，成为融入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但对唐诗何以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不可逾越的典范这一问题，人们一直难以给出很好的解答。蔡宗齐的《唐诗所以然》摒弃传统的赏评解读模式，转而聚焦于声律、对仗、句法、意象组合等诗歌的形式要素，通过技术拆解揭示唐诗魅力的生成机制。这种“从技术到艺术”的研究路径，为“读懂一首古诗”注入现代学术的精确性，让千年唐诗褪去神秘面纱，在理性解剖中焕发出跨越时空的生命力。

《唐诗所以然》突破传统诗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阐释困境，展开了一场古典诗学的现代突围。书中将唐诗置于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学术透镜下，通过声律节奏、意象组合、句法革新等“技术单元”的显微镜式剖析，重构了诗歌审美生成的技术逻辑。例如杜甫《春望》一诗首联“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作者分析道，“把沦陷的‘国’与‘城’相对，把人间之‘破’与自然之‘在’作强烈对比”，以“国破”“城春”的时空对撞、“山河在”与“草木深”的虚实反差，构建出乱世荒芜的视觉张力；颔联“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更是通过“语义节奏是3+2”或是“2+3”的不同拆解，使同一诗句可解读为“人有情自然无情的对照”，亦可视为“人类与自然为一个整体，人类与花鸟存在着感人的共振”；颈联“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则以“连”“抵”二字的双关对仗，既暗示战火连绵与家书断裂的因果关系，又通过“三月”与“万金”的时空压缩，将个体命运嵌入历史洪流。这种“以技入道”的研究路径，让普通读者得以直观地触摸到唐诗创作背后的逻辑，真正理解“伟大从非偶然，经典皆由匠成”的艺术真谛。

对于李商隐的诗歌，传统研究往往囿于“知人论世”的窠臼，试图从诗人坎坷仕途、情感隐秘中索引附会，例如对《锦瑟》主旨，或归因悼亡，或强扯国运，或附会乐声，皆因执念于“对号入座”而割裂了诗歌的内在逻辑。蔡宗齐则另辟蹊径，以技术化分析为密钥，直指李商隐诗歌的“结构密码”：作品通过句法跳跃（如“晓梦迷蝴蝶”与“春心托杜鹃”的虚实并置）构建出意识流般的叙事空间；而“锦瑟”四联看似断裂的“蒙太奇”结构，实则以典故的隐喻网络（庄周梦蝶的物我相化、望帝啼鹃的情感投射）勾连起情爱、仕途、求佛的多维迷思。蔡宗齐揭示，李商隐的“晦涩”并非故弄玄虚，而是通过句法颠覆（如4+3题评句切割现实与幻境）、意象并置（沧海珠泪与蓝田玉烟的空间对撞）等技术手段，将碎片化的生命体验升华为超越个体的哲思。蔡宗齐的贡献，恰在于将李商隐从“谜语诗人”的标签中解放出来，使其诗歌在技术解码中，重现为一场精密而壮丽的语言实验。

蔡宗齐把唐诗比作不断繁衍生长的建筑，他认为诗歌的“美”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由一系列精密的技术构件支撑，并在时间沉淀里生发雕梁画栋之美。比如，传统诗学常将平仄视为格律的束缚，蔡宗齐认为，唐诗的声律实为情感表达的精密工具，是“技艺榫卯”，暗含文化积淀的厚度。杜甫《登高》中“风急天高猿啸哀”一句，连续使用入声字（急、高、啸），形成短促压抑的节奏，与诗人漂泊无依的心境高度契合。还比如，唐诗中的对仗是形式美学的需求，也是诗人构建多维时空的利器。蔡宗齐称之为“对仗的蒙太奇效应”，看似工整的句式，实则密谋着时空的跳跃与转换，构造了一种超验的艺术效果。蔡宗齐特别关注杜甫的“倒装”“紧缩”等手法。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通过语序颠覆，既强化了意象的密度，又制造了阅读的“阻滞感”，迫使读者放慢节奏，深入品味。这种句法游戏，实为现代诗歌“陌生化”理论的先声。

技术分析的终极目标，是揭示唐诗如何从“匠气”升华为“神韵”。蔡宗齐提出了“衍生性魅力”的概念——即诗歌通过技法组合，在读者心中激发的超越文本本身的审美体验。以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为例，蔡宗齐指出，该诗虽严守七律格律，却通过“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流水对，制造出旋风般的行进感。格律的严谨非但没有限制情感，反而因“对抗”而增强了爆发力，可以说，这种“在限制中创造自由”的智慧，正是唐诗艺术的精髓。另外，唐诗的留白不仅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更是一种主动的“邀请机制”。书中分析柳宗元《江雪》时指出，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极致空旷，恰恰为后两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独英雄提供了舞台。这种“以虚衬实”的技法，让读者不自觉代入想象，完成对诗歌意境的二次创作。

伟大的诗歌多半不是“妙手偶得”，而是无数技术细节的精密叠加，唐诗的魅力正源于这种近乎偏执的“工匠精神”。当我们用现代学术工具拆解这些技法时，不仅是在解剖一首诗，更是在礼敬一种文明的高度——将语言炼成金子的耐心与智慧。这，或许正是《唐诗所以然》留给读者最珍贵的启示。

（作者系黑龙江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