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南京！南京！》中，范伟饰演的唐天祥面对日军的枪口，含笑宣告妻子怀孕。这朴素的生命宣言，正是对侵略者最深刻的蔑视。抗战岁月里，新生命不仅是绝境中的希望，是黑暗里的微光，更是对侵略者最有力的抗争。

当战火摧毁家园，多少稚嫩的生命未及绽放，幸存者亦如浮萍四散。焦土之上，谁又能托举起孩童的明天？民族危亡之际，自贡市保育院成为守护生命的方舟，为民族复兴存续希望的火种。难童在自贡人民的庇护下倔强成长、磨砺成材，在日后祖国建设洪流中化作坚实之柱。

这段历史，是一个民族于至暗时刻对未来的守望，既镌刻着苦难记忆，更辉映着人性光芒。站在岁月长河中回望，抗战精神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当以纪念为镜，照见和平之贵；以传承为炬，点燃复兴征程。

烽火摇篮

季夏时节，信步自贡市贡井老街，不觉来到井神庙遗址。曾经的主体建筑已不复存在，仅留下庙前平坝、条石地基、青砖残墙。蝉声断续，侧耳凝神，竟似有旧时难童的歌声：“莫伤别父母，莫悲离家乡……驱逐倭寇光河山，中华民族之荣光……”

循着缥缈的歌声，时光的帷幔徐徐拉开。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铁蹄踏破山河，国土接连沦陷。日寇在占领区无恶不作，战区儿童遭遇空前劫难，或惨遭杀害，或流落异乡。

为救助烈士遗孤和战区难童，1938年3月10日，邓颖超、宋美龄、何香凝等妇女界领袖齐聚武汉汉口，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儿童救助保育运动。4月24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在重庆宣告成立。

此时，沿海盐区相继沦为战区，海盐输运断绝。为支援前线抗战，自贡地区响应增产赶运的号召，加大井盐生产，经济相对稳定，且地理位置优越，成为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设立分院的优选城市之一。

同年6月，四川省政府向自贡市市政筹备处下发训令，饬令开办战时儿童保育机构。7月26日，自贡选址井神庙作为自贡市保育院，并购置双层木床等物资，着手接收难童。随着难童数量激增，后又增设天后宫、天池寺、谢家祠、三元井作为院址。

自贡市保育院成立后，先后接收了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大量难童及本地贫苦儿童。有难童曾刊文回忆：第一任院长是留美医学硕士胡惇五，她是江苏无锡人，很是慈祥。在她的精心呵护下，患有癞头、疥疮、疟疾等流行病的难童均得到有效治疗。

史料记载，自贡盐区医院曾请示川康盐务管理局为自贡市保育院购买脑膜炎特效药；因难童张兰患严重眼疾，在自贡盐区医院无法医治的情况下，保育院呈请川康盐务管理局准予送往内江治疗……此类史实不胜枚举。在保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难童的生活和健康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1940年4月21日，一支车队一路驶抵西秦会馆的川康盐务管理局门前。车门开启，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相继下车，受到自贡各界代表热烈欢迎。随后，她们前往自贡市保育院看望难童，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分赠书籍、玩具与糖果。

童心安处

1939年初冬，微凉。谢家祠里，难童们正围坐打草鞋。4岁的谢淑明拾起稻草，学着同伴的样子搓捻、编织……现家住自贡荣县、已经90岁的谢淑明回忆道，幼年的画面仍时常在脑海中浮现。当年，因家境贫寒，自己被送往保育院，与难童们一起生活、学习，“没有保育院，哪有我的今天”。

当时，自贡市保育院的经费由川康盐务管理局拨付，其膳食和物资供应参照中等家庭标准：每日三餐，一粥两饭；每两周打一次牙祭（吃肉）；每半月发一双草鞋；每半年发面巾、浴巾、牙刷各一件……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这份保障实属珍贵。

解决基本生活保障后，自贡市保育院便着手应对难童年龄悬殊、文化程度参差的情况，决定采用陶行知倡导的半工半读制，双轨并进。开设完全小学，设置国文、算术、体育、军乐、童军（童子军训练）等课程，同时开办工厂和农场，教导难童们学习织布、纺纱、藤竹编织、印刷、养殖等实用技能。

至此，难童们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然而，战争的阴霾远未散去，敌机的轰鸣时常淹没孩子们的读书声。1939年，日军为切断食盐供给，先后7次对自贡地区实施轰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面对轰炸，自贡人民坚持井盐生产，并捐款购买“盐工号”和“盐船号”两架飞机，支援前线抗战。

“我那时还小，听到警报也不晓得跑，同寝室的邱桂玉（音）一把将我背起，往天池山的林子里躲。”谢淑明忆及此景，声音微颤。当时，大家聚在一起不敢动弹，各自诉说着家乡的惨状和自己的遭遇，只能低声哭泣，“我也跟着哭，心里恨恨地念：日本鬼子太坏了！”

敌机轰炸之后，难童们又陆续回到保育院，看到墙壁上挂着的院训，积压的悲愤如潮决堤，大家流泪唱起院歌：“求学业，勤生产，练刀枪，准备着杀敌的力量……”

待这悲壮的呐喊渐渐平息，孩子们拭去泪水，目光如炬，重又投身于学习与训练之中，立志要驱逐侵略者，誓死保卫祖国。

稚童报国

日军的残暴令人发指，却更激发了难童们的爱国热忱。

1943年11月，爱国将领冯玉祥携夫人李德全来到自贡，在蜀光中学操场上，一场声势浩大的“节约献金救国大会”举行。“为了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为了我们民族的生存，我们向中国人的良心求援。”冯玉祥将军登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叩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弦。

这一天，天空中飘着小雨，保育院的难童们聚在募捐现场，小脸冻得通红，聆听着字字泣血的呼号。孩子们虽然无金可捐，但也献出身上的棉衣和草鞋，这是烽火童年里滚烫的赤诚。

其间，李德全专程前往保育院看望难童。谢淑明至今仍记得李德全说的话：“前方将士英勇杀敌，后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孩子们，我们全国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早日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这番话激励了全院难童和老师们。

据《自贡市献金分会纪念专刊》记载，节约献金期间，保育院的难童主动要求每日改食稀饭，一共献出碛米12石（约720公斤），并少打牙祭四次，计得4万元。同时，更穿街走巷，叫卖平日制成的藤竹、织品等手作，共计筹得一万零二百零九元，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面对日趋紧张的战事，保育院通过建立歌咏队、演讲队、慰劳队等，积极投身宣传兵役、征募公债、慰劳抗属及救护伤亡等事务。至1945年，保育院上报共有14名难童从军，从大后方奔赴最前线，汇入民族救亡的钢铁洪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无条件投降。随着二战结束，这所承载了无数烽火童年、托举起民族未来星火的战时“摇篮”——自贡市保育院，也如同一位功勋老兵，在胜利的晨曦中，悄然隐入历史的帷幕。

自贡市保育院历时8年，共收容13个省的3000余名沦陷区难童。最多时，院内难童达到1400余名，成为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收容难童的重要承载地之一。

烽烟散尽，幼苗成林。据记载，当年庇护的孩童有的投考军校，有的升入光华大学、旭川中学等，成长为各个行业的中流砥柱。前文提及的谢淑明，后考入河北师大，学成后在荣县中学任教师至退休。毕生耕耘三尺讲台，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

当硝烟散尽，难童们抖落满身烽火尘埃，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在机关、工厂、田间延续着保育院屋檐下那份赤诚。这正是民族精神最动人的注脚：纵使凛冬漫长，霜雪肆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星火终会燎原。

1.2亿元法币背后的爱国情怀

1938年，周恩来、郭沫若发起“七七”献金运动，由此拉开全国性大规模献金运动的序幕。

1943年至1944年之际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在贯穿整个抗战时期的各种献金运动中成效最大。而自贡开展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则是全国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最高峰：1944年，全国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共募捐约5亿元，其中自贡献金高达1.2亿元法币，超过全国献金总额的五分之一，并创下个人捐款数额、人均捐款数额等21项纪录，位列全国之冠。1943年11月，爱国将领冯玉祥第一次到自贡开展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短短3天时间里，就收到各界捐款200余万元。冯玉祥大受鼓舞，称自贡为全国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发祥地，为国民献金开了个好头。

1944年6月，冯玉祥第二次到自贡主持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从6月26日至7月22日，持续约一月时间，130余家单位及23个献金队参加，总人数近4万人。幼孩队、妇女队、机关队、工人队、银行队、船夫队、农人队、僧尼队、乞丐队等先后献金，将自贡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推向最高潮。

1942年，廖德福家遭日军轰炸，家财被毁，贫病交加，沦为乞丐。听闻国家危在旦夕，年逾七旬的他将连年乞讨的积蓄捐献以示爱国之情；自贡市立救济院的贫儿，彻夜赶制草鞋100余双，入市义卖，以之全部捐献；捆盐工刘彦臣之妻夏氏，以售卖凉粉为业，收入甚微，她将卖凉粉收入悉数捐献；私立剑南初级中学地处偏僻，学生多系乡村贫苦子弟，该校学生或翻箱倒柜，或典当借贷，献金50余万元……

冯玉祥对自贡地区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深为感动，挥毫写下“还我河山”的题辞，并在《自贡市颂》一文中写道：“巍巍自贡市，天然一宝地；既是好盐卤，又是瓦斯气；生产复生产，军民赖供给。文化程度高，个个明大义。献金救国事，输将居第一……不但产盐巴，而且产仁义。”如今，“还我河山”四字仍在釜溪河畔的峭壁上熠熠生辉，成为自贡人民在抗战中爱国壮举的永恒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