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校明

学生时代的暑假，总像浸在冰汽水里的玻璃珠，晃一晃就溢出满室清凉——是挣脱作业本的自由，是蝉鸣里的悠长午后。而大学4年的暑假碎片里，大二那年在家搬砖的日子，却像被烈日晒得发烫的砖块，留在记忆里，沉甸甸的。

高考前那个飘雪的冬日，一场大火在凌晨撕开了村庄的寂静。我家那座爬满牵牛花的木瓦房，与起火的邻家只隔一堵泥墙。火舌烧穿窗纸，大火扑向我家。父亲急忙背着重症的奶奶往门外冲；母亲慌乱地往皮箱里塞东西，最后攥紧的，是我小学得的三好学生奖状。我们兄妹几个在县城住校，第二天接到电话时，听筒里母亲哭着相告：家里着火了。人都平安，可屋没了。

一家人挤进村头废弃的粮站，麻袋堆成的“墙”挡不住“穿堂风”。开春后，父亲和叔叔扛着锄头平整宅基，冻土块砸在地上的闷响，像是在给新生活敲钟。为了不再遭火灾，新房要砌混凝土墙。混凝土房子可比木瓦房造价高得多：钢筋要量着尺寸截，水泥得按比例拌，连砌墙的灰缝都得均匀严实。家里本就劳力少、进项薄，建房子的钱像流水似的花，进度则慢得像蜗牛爬行，一层封顶后，就搁了下来。

大二暑假前，我正和同学合计着租个小房间做家教。深夜的宿舍楼道里，父亲的电话打了进来，他的声音裹着疲惫，却又透着亮：“材料备齐了，工人也约好…… 暑假把二楼盖起来，你要是能回，就可省下俩小工了。”挂了电话，我想起粮站漏雨的屋顶，想起父亲弯腰拾柴时佝偻的背，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敲了又删，最后给同学发了句“家里有事，去不了了”。

七月的太阳像个大火炉。我在农村长大，割稻子、挑水这些农活不算啥，可搬砖、搅水泥是头一回。头三天，放不开手脚的我像只笨拙的雏鸟：挑泥浆时扁担往肩上一压，疼得我龇牙咧嘴，半桶灰浆晃出来，溅在腿上，火辣辣的；搬砖时没抓稳，砖块砸在脚背上，青了好大一块。父亲见了，蹲下来帮我揉脚踝，掌心的老茧蹭得我发痒：“别急，力气得使在实处。”

往后的40多个日子，天刚蒙蒙亮，我就和父亲开工了。细沙和水泥倒在铁盆里，清水一浇，两人大铁锨抡得呼呼响，灰浆搅得均匀，像揉面团似的——那是在糅合“家”的形状呢。等工人师傅扛着瓦刀来上工时，码得整整齐齐的砖头已在墙根排好队，拌好的灰浆正冒着热气，像刚蒸好的馒头。

日头最毒的时候，脚手架烫得能煎蛋。我往二楼递砖，汗水顺着下巴滴在砖头上，洇出小小的湿痕；挑着灰浆爬楼梯，每一步都像踩着棉花，肩膀被扁担勒出红印，火辣辣疼。父亲总催我去树荫下歇，自己却抱着水泥袋一趟趟跑。有回我抢过他怀里的袋子，才发现那袋水泥比装着课本的书包沉多了，压得肩膀生疼。

八月底，最后一块砖嵌进墙缝。我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往下看，父亲仰头朝我笑，眼角的皱纹里盛着阳光，新砌的墙在夕阳里泛着暖黄，像块刚出炉的麦饼。

父亲说：“这墙结实，能住到你孩子长大。”

如今每逢暑假回老家，父亲总不让我碰重活，只叫我给他打打下手。看着侄子在新房的院子里追蝴蝶，看着母亲在亮堂的厨房里蒸包子，我忽然懂了：那年夏天搬过的每一块砖，不仅垒起了屋顶，更在我心里砌起了一道墙——一道能为家人遮风挡雨的墙，一道让我懂得何为担当的墙。砖缝里嵌着的，不只是水泥，还有一个少年在暑期里悄悄长大的痕迹。

（内容来源：绍兴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