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已入秋，是要追忆一下在母校度过的“曾经很盛大”的夏日。

那年，我考入绍兴师专时，“文革”已经结束，我们可以安定下来、一门心思读书了。于是，环境的荒僻、信息的不灵，反倒成为学生拒绝俗世诱惑的有利条件。而老师们对事业的追求、对学问的执着和对教书的认真，又时时提点着我们，一定要把被耽误的光阴补回来。

陈祖楠老师的现代文学作品选读课是我最喜欢的。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精读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作的一个报告，叫《改造我们的学习》。没有课本，文章是用老式中文打字机打印出来、再用油墨印在粗糙的纸张上的，倒与延安精神十分合拍。说实话，早年失学流浪期间无书可读，“毛选”四卷（加上后来新出的第五卷）我倒是全部通读过的，但像陈老师这样对一篇文章逐字逐句地引领、讲解、分析，还是第一次，令没有读过中学的我觉得十分新鲜，不过也稍嫌不足，心中嘀咕着：咱这是大学啊，好歹也该学点高大上的东西吧？多年后我读了研究生后才知道，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国外新批评的“细读法”，原来是我自己浅薄无知。

陈老师的教学方法是孔子式的“引而不发”，课堂提问碰到大家回答不出时，他就会笑眯眯地说，读一读，体会一下！这实在是学习语文和文学的最佳途径。注重文本，注重阅读，注重语感，不生搬硬套概念、术语，这种思路和方法让人终身受益。窃以为，现在的大学，尤其是人文社科类，当务之急依旧是“改造我们的学习”，把学生们从披着各式各样时兴理论外衣的八股文中解放出来。

其他老师开设的课程也各有特色，这个特色不光指内容，更是指方式。我一直有个谬见，认为大学老师上课内容可以灵活，上课风格一定要有。毕竟内容可以自学，风格则是一个人的知识背景、人格修养和趣味境界之总和，其在课堂上的自然流露，或许值得你学习一辈子、回味一辈子。邹志方老师上的古代文学课，特别注重词语的音读，记得上《离骚》时，读到“惟庚寅吾以降”时，他再三强调“降”读hóng，而不是jiàng。王德林老师上的文艺理论课，思辨性极强，同学们觉得难，他自己应该也很烧脑吧。课间休息时，经常见他一个人蹲在教室门口默默抽烟。侧面望过去，其灰白的头发、上翘的胡子，倒与鲁迅先生有几分神似。陈越老师的写作课，强调多写多练，每周给我们布置作业，我是课代表，自然知道他的甘苦，每周那么多本周记交上去，白纸黑字，发下来被批得红字满篇，不知他在灯下花了多少时间。

有些老师上课时爱说的“口头禅”，至今还在耳边回荡。比如，上哲学课的沈建中老师在讲解哲学概念时，怕我们理解不了，就经常爱用绍兴话说。英语课的陈老师在新中国成立前当过纽约时报上海站记者，英语好得不得了。有同学问他学英语的秘诀，他说，没有秘诀！就是不断翻字典。看一个人英语学得好不好，就看他的字典有没有被翻脏。有时，课堂上也会有老师发点高级牢骚。潘祖炎老师的第一堂课就把大家逗乐了。他上来先作了一首打油诗：“稀奇稀奇实稀奇，拉来黄牛当马骑，不教现汉教古语，真教老夫无脸皮（最后一句可能有误，待考）。”然后解释说，他原来一直是搞现代汉语的，曾参与《汉语大词典》的编写，不知怎么的，现在被系里安排来上古代汉语课了。

上历史课的王维俭老师，年轻，记忆力超强，那时没有电脑，没有百度，仅凭人脑，他居然把年代纪元、重要史实都记住了，上课左右逢源，如数家珍，让小伙伴们全惊呆了。问其秘诀，曰，在脑子中建立起一张网络，把史实挂上去就行了。王老师的板书也很好，还记得他写繁体的“國”字之法，是先写里面的“或”，从一撇下来向左上勾出外包的方框，最后再加“点”。后来他考上复旦大学研究生，走了。临行前因打行李没绳子，他来找我们帮忙。我们到食堂角落找了一堆稻草，当场搓了一些草绳，帮他捆扎停当，令他感激不尽。当时我和他约定，以后在期刊上见。后来我不知他去哪了。

除了这些专业课之外，还有音乐和体育也是必修的。我仍记得上音乐课的胡老师是个中年男，人高马大，面色红润，中气很足。他一上讲台就自我介绍。他教声乐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什么叫和声、什么叫高音、男高音如何利用腹腔共鸣、花腔女高音如何利用额头共鸣，还亲自示范，让大家觉得很新鲜。后来我们发现每堂课他翻来覆去就让我们练习唱音阶，不唱歌曲，不免有点烦，课堂纪律就差了。这时，胡老师就会高抬双臂，狠狠地在钢琴上弹出一组大和弦，轰然作响，声震教室。然后，他就站起来大声说，“知道吗？音乐老师这样弹钢琴就是表明他生气了。”噢！原来发脾气可以如此优雅！

上体育课的有两位老师，第一位是女的，姓沈，刚刚毕业分配进校，教初级长拳。后来换了一位姓“是”的男老师。是老师当时已上了年纪，或许是退休留用的吧。但身体很好，两鬓斑白，双目如炬，早上经常在操场上或练功房里见到他，或在做倒立，或在玩单、双杠。他对我的告诫是“你每天起这么早，晚上十点半一定要睡觉”。我后来一直坚持早锻炼，做学问没怎么熬过夜，就得益于他的这句话。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