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的精神返乡

袁伟建

在信息爆炸的数字时代，我们被碎片化的内容包围。王蒙先生的著作《诗词中国》恰如一股清泉，浸润着现代人荒芜的精神家园。这不仅是一部诗词赏析集，更是一次对中国诗意传统的深情回眸，一场为当代人量身定制的精神返乡之旅。

《诗词中国》最动人的特质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文学评论，成为一座连接古今的诗意桥梁。当王蒙将李白的“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与毛泽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并置解读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位相距千年的诗人对同一词牌的演绎，更是中国诗歌精神的一脉相承与时代流变。王蒙以其独特的视角，揭示了诗词如何成为中国人情感表达的基因密码——无论是盛唐的浪漫飘逸，还是革命年代的豪迈激越，都在平仄格律中找到了最恰切的表达形式。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古典诗词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依然跳动着的文化心脏。

王蒙对《随园诗话》的着重探讨尤其耐人寻味。袁枚这部清代诗话主张“性灵说”，强调真情实感与个性表达，反对形式主义的模仿。毛泽东一生钟爱此书，这一细节被王蒙敏锐捕捉并深入阐发，揭示了中国诗歌传统中一以贯之的创新精神。在《诗词中国》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对古典的顶礼膜拜，而是对诗歌创作本质的思考——真正的诗性永远与时代共振，与人性相通。王蒙通过剖析《随园诗话》的影响，巧妙打破了“传统即保守”的刻板印象，展现出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

当王蒙带领读者品味“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时，他不仅是在讲解唐诗技巧，更是在重建一种整体性的感知方式，一种与自然、与历史、与永恒对话的能力。这种诗意的表达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为困在钢筋水泥中的现代人打开一扇通向精神自由的天窗。

《诗词中国》还重新激活了诗词的“社交属性”。在古代，诗词是文人交往的媒介，是情感交流的工具，是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王蒙通过对一系列诗词作品的解读，恢复了这一被遗忘的功能。当他讨论毛泽东如何借古诗词与传统文化对话时，当我们跟随他的引导与李白、杜甫、苏轼神交时，诗词重新成为连接人与人、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在这个社交媒体盛行却人际疏离的时代，《诗词中国》展示了一种更有深度的精神交往方式。

王蒙的语言风格为这部学术底蕴深厚的作品增添了亲和力。他善于将专业知识转化为生动叙述，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剖析诗词的奥妙，使普通读者也能领略其中三昧。这种讲述方式本身即是对诗教传统的现代诠释——在古代，诗词本就是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王蒙继承了这一传统，让《诗词中国》成为专业性与普及性完美结合的典范。

《诗词中国》最珍贵的或许在于它唤起了我们对“诗意栖居”的向往。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的本质使人远离了本真的存在方式。而王蒙通过对中国诗词传统的梳理，为我们指明了另一种可能——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保留一份对月吟诗的雅兴，在功利主义之外培养观物取象的诗性思维。这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以更丰富、更完整的方式拥抱现实。

当读完《诗词中国》的最后一页，读者收获的不仅是对具体诗词的理解，更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新眼光。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蒙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他让中国诗词传统从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走出，重新成为普通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这部作品如同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中国文化深层密码的大门，也为我们返回自身的精神家园指明了路径。这样的返乡之旅显得尤为珍贵而必要。

作者系广东省佛山市读者

宋代理学的思想结晶

怀谷

儒家思想在今天仍受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在人格修养和人生理念教育方面，拥有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而这种优势最集中的体现之一便是宋代理学圣人朱熹倾注十余年心血反复校订的《近思录》。此书起初由朱熹和吕祖谦合作编成，后来朱熹多次修订并定为本门最重要入门书籍。书中的每则语句，都来自北宋时的四位思想家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的著作，共分14卷，622条，全面阐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确立儒家道统与传播理学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近思”一词源于《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所谓“博学而笃志”，就是我们要广博地学习，为人要诚笃，一心一意地求学，一心一意地问道。所谓“切问而进思”，就是要从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问题问起，要思考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近思录》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集中了大儒们的思想精华，是理学的集大成之作，有“性理诸书之祖”之称；它是承前启后的经典，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长处，阐述了以程朱理学为主的新儒学核心观点，并为阳明心学的《传习录》提供了丰腴的思想素材。

朱熹在编撰《近思录》时正处于创作的井喷期，当时他已完成对周敦颐、张载代表作的解读，也将二程（程颐、程颢）著作整理完备。在《近思录》中，他巧妙地把周敦颐的无极、太极之说与二程的性命学说融会贯通，又将张载的《西铭》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使自己的思想不再限于二程学，而是融北宋四子学说于一体。可以说，《近思录》的问世是朱熹学派及其思想确立的标志。所以欲读懂朱熹，必先读懂《近思录》。这正如要读懂王阳明，必先读懂《传习录》一样。

《近思录》对“四书”中的很多重要观点进行了解析和论证，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四书”思想中的“道”。而且，从体例上来说，《近思录》按照《大学》中的“三纲八目”的次序来编辑四位大儒的语录。《近思录》622条语录中引用“四书五经”有550处，其中引用《周易》经传204处、《论语》121处、《孟子》82处。阅读《近思录》这本书，便可了解“四书五经”的精华。

“存天理，灭人欲。”这个概念最早源自儒家经典《礼记》，但在宋代由程颢、程颐明确提出，并成为他们的道德修养目标。他们认为，天理代表了宇宙间的普遍法则和道德原则，而人欲则是个体为了满足自身物质和情感需求所产生的欲望。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天理被认为是至善的，而人欲则可能导致恶行。因此，他们主张通过修身养性，减少个人的私欲，以达到与天理合一的境界，从而实现个人的道德完善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朱熹是第一流的老师，他极善于用浅显的比喻来让人理解深奥的内容。比如，如何理解二程所说的“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他将心与仁的关系讲得明明白白：“一粒谷春则发生，夏则成苗，秋则结实，冬则收藏。生意依旧包在里面。每个谷子里有一个生意藏在里面，种而后生也。仁义礼智亦然。”

又如，既然人性本善，为什么人各不同呢？朱熹用磨子作比喻：“正如面磨相似，其四边只管层层撤出。正如天地之气，运转无已，只管层层生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细，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他用磨子磨出的面有粗有细，来类比人自有偏有正。

谈到对义理的娴熟，朱熹以走路为例说：“似一条路，须每日从上面往来行得熟了，方认得许多险阻去处。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将去，少间，定堕坑落堑去也。”还有“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人之学不进，只是不勇。”《近思录》中的睿智观点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仍具有很好的指导性。

作者系绍兴市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