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是我的同学，这么说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嫌，攀名人、套近乎。是的，他是名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解放日报》原主持工作的党委书记、副总编辑，更有一个名扬四海、家喻户晓的头衔——“皇甫平”主要撰稿人。但“近”，则不是“套”的。同窗五载，毕业后一个甲子，深交从未中断：“半个世纪共砥砺，一言一行总相随。”他在给我写的《晚茶三杯》序言中说：“五年同窗共室，朝夕相处，共忧同乐，亲如兄弟；走上工作岗位后，京沪杭一绕牵，心有灵犀，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彼此总是想到一起，没有任何芥蒂。”如此，也算不得攀龙附凤。尤其，现在我俩都已进入耄耋，成了一介无需包装的退休老头。

想写写我这位同窗起因很早，也有同学催促我多次，但愈近愈难写。脑子里虽盘旋多年，却找不到一个切入点。写点什么呢？写他为改革开放的鼓与吹，早已专章无数。想来想去，还是写点陈年琐事，私下来往。

2017年的金秋十月，为纪念我们入学一个甲子，1962届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三十余人在上海聚会。我俩被安排在一室，我想借这次机会可以畅叙，但并未如愿。白天忙于参观走访，只有晚上共处一室最方便。但每在此时，瑞金却不到十点就早早睡了。这也难怪，他是这次聚会的主持人，日程需要他细致安排，各方协调，事必躬亲，疲惫可想而知。日程安排得紧紧的，既要回母校参观汇报，又要去我们曾经下乡的宝山农村，看望当年的乡亲父老。尤其，这三十多人都是古稀耄耋之人，行动迟缓，步履蹒跚，安全医疗责任重大，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我与他相处的三四天时间，叙谈则是寥寥无几，完全可以理解。

由此想到，最难以忘怀的还是我与瑞金从学生时代到工作时期的三次同室共眠。

第一次的时间比较长，在学校时我俩曾同住一室。现在的学子很难想象，那时我们八个人住一室，四个上下铺，摩肩接踵，挤得水泄不通，冬冷夏热难熬，却过得其乐融融。一来年轻吃得起苦，也不觉得苦，生气勃勃；尤其深感能走进这座光辉灿烂的大学殿堂，引以为傲，生活上从不计较。

清晨，大家都起得很早。我印象最深的是，身材瘦小却结实的瑞金，总是率先冲出寝室，奔向操场，一圈又一圈飞驰。有时，他还跟几位福建同学一样赤脚长跑。那操场可不是现在的柏油跑道，而是煤渣铺成的，没有一点毅力真是很难坚持的。记得瑞金写的回忆文章中曾提及，他家经济拮据，买不起鞋，少年上学时常光脚板走路，他的硬脚板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其实，那时大家在寝室除了睡觉外，待的时间并不多。大部分时间在教室或阅览室，而阅览室是要去“抢”的，迟了就没有位子了。仅有的一点时间，是晚饭后在寝室相聚谈天说地，拉拉唱唱。我记得，瑞金虽是温州人，却与杨忠华和我一样喜欢评弹，我们把评弹开篇《宝玉夜探》，用毛笔大字抄写了贴在门背后，大家齐声唱了起来。瑞金操着温州腔的苏州吴侬软语，唱得也很带劲。虽已一个甲子过去，其娓娓袅袅、咿咿呀呀的声腔，仍在我脑子清晰可忆：“隆冬，月色迷蒙欲断魂。一阵阵朔风透入骨，乌洞洞的大观园冷清清，脚步轻移缓缓行……”瑞金多才多艺，他中学时代即学会京胡、二胡、笛子和口琴等乐器，只是那时学习紧张，无从展示。

第二次共眠，说来有点凄婉。那是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我所在的北京《大公报》，为了给员工加点营养，过一个像样的春节，从内蒙古想方设法搞了一些冻羊肉，每人分到一块。我如获至宝，带着这块羊肉兴冲冲乘火车南下探亲。记得那时还没有京杭直达快车，每次回杭州都要在上海中转，逗留一二天，与瑞金和杨忠华同学叙旧。

毕业不久，只有忠华已经结婚。他拥有一个似“鸽子笼”的小屋栖身，房间面积小到摆一张桌子，两只脚摆在门内另两只脚要跨在门槛之外。这个逼仄的小屋，成了我们相聚的乐园。他夫人源源把我带来的羊肉烧煮，我们把酒言欢，大快朵颐，也算是一番苦中作乐吧！这一夜，我们喝得都忘了时间，子夜已过，再回到解放日报招待所已无公交车可乘，怎么办？小屋只有他夫妻俩一张床，根本没有空间再搭铺，我和瑞金就在忠华床前地板上铺了被褥，就地睡下，蜷缩其中，不拘小节，却怡然自得，乐不可支。这很有点像东坡先生在《赤壁赋》中描绘的情景：“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第三次共室而眠，已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窗户刚打开一点，外面的一切都很新鲜。一大批外国名著，《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堂吉诃德》《飘》都出版了。我还记得满街头排队买书的情景。我也是钻在新华书店门前队伍中的一员。外国文学我读得不多，上世纪60年代在学校时，只有读外国文学史时凭学校证明，才能进入图书馆阅读乙类书，这才读过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

我那年出差到上海，照例住在解放日报招待所。有一天晚上已是10点过后，瑞金来看我。改革开放的兴奋，带来的话题很多，我俩有说不完的话。说着说着，聊到风行一时的外国名著。他跟我说，他已看完法国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现译《基度山伯爵》），我却闻所未闻。他一时兴趣来了，竟跟我讲起了这本书中的主角邓蒂斯如何神通广大，情节怎么曲折，跌宕起伏。他把故事说得生龙活现，我听得出神，他讲得起劲。

在佩服他的记忆力之余，我感叹他的读书之深。他几乎是把一本书吃了进去，又吐了出来。他不是碎片化、蜻蜓点水式阅读，而是忘记了周围的世界，与作者在另一个世界和主人公一起悲伤、愤怒和快乐。此时，窗外夜色悄悄静流，万家灯光渐渐隐退；室内的故事还在继续着，邓蒂斯在孤岛的地下暗道里盘旋，愤怒的火焰喷向他的仇敌……一直讲到凌晨两点，瑞金和我就在招待所和衣而卧。不久后，我才在杭州朋友处读到此书。

此后，瑞金的夫人调到上海，在解放日报的汽车库楼上谋得一间小阁楼。我又与一位同事出差到沪，躬逢其盛。在他的小阁楼里畅谈，瑞金夫人雪琴把温州带来的海鲜摆了一大桌，招待我和我的同事。“酒逢知己千杯少”，这种甜蜜蜜的米酒，我喝得不亦乐乎。席后我回到招待所就寝，谁知竟呕吐起来，忙得瑞金连忙泡茶加糖，替我解酒。原来，喝的这种酒叫酒汗，是度数很高的纯粮酒，正宗酱香白酒，好喝易醉，我却不知不觉，错把它当饮料喝个不休，也是生平第一次喝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