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有一本散文集取名为《收藏记忆》，这其实是我对人生的一种感悟。想想看，人这一辈子，必然要经历好多事情，接触好多人物。这些人和事，经过岁月的沉淀和主观的过滤，最终能够被收藏的，一定是最珍贵和最难忘的那些部分。

记忆需要载体。没有载体的记忆会因时间的淘洗而褪色而淡薄而模糊。曾听说有一位记忆力超群的大学者，常常为自己的记忆力太好，脑子里存储的东西太多而苦恼，甚至希望能像电脑一样给自己的大脑加装删除的功能。这大概正是他的非同凡人之处。而我辈确是彻头彻尾的凡夫俗子，记忆力不够强大是相伴终生的烦恼。如今，年逾花甲，两鬓斑白，记忆力的衰减更是无法阻挡的趋势。在这种情形下，“收藏记忆”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生活中，丢三落四、颠三倒四、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熟人迎面而来却想不起人家名字等等，这类属于失忆健忘的症候群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当此之际，记忆的载体就显得尤其不可或缺了。

在我的诸多记忆载体中，毫无疑问，书是首要的，也是最常用的。而书的扉页更像是打开记忆闸门的钥匙。因为很多书都是文朋书友赠送的，很多赠书的扉页上都存留着鲜活的题字和签名，古人云“见字如面”，这不啻是古人对扉页上这些字迹的最好诠释了。

二

我爱书。这个爱，不仅是指爱读书，而且是指对书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情结，类似谈恋爱时那种“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依恋之情。这种情结的产生，大抵与我少年时期正好赶上文革十年，数年间无书可读因而惜书如命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我相信，现在的孩子们小小年纪就饱受书山题海的困扰，他们是无法理解，也绝对不会萌生这种恋书情结的。

已经记不得我得到第一个签名本是什么时候了，不过，真正使我意识到签名本的珍贵，并开始留意收藏签名本，是从孙犁先生题赠给我的那本《老荒集》开始，这一点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那是在1986年11月。

从这本书上，我第一次看到孙犁先生的几则《书衣文录》，其中有三则是给姜德明先生题写的，分别是他所收藏的《少年鲁迅读本》《白洋淀纪事》和《津门小集》。

我由此知道，原来书除了阅读的价值之外，还有某种收藏的价值。而作者留在扉页上的题字，将使这种收藏价值平添一种特殊的文化内涵。比如孙犁先生题在《津门小集》上的这段题跋就生动记述了作者从解放区初进大城市的经历，“尚能鼓老区余勇，深入生活倚马激情，发为文字”“一日成一篇，或成两篇”的采访写作实情。

而这类回忆自己记者生涯的“夫子自道”，在孙犁先生的其他文章中则较为罕见。因此，我在此后研究孙犁先生报告文学的一篇论文中曾重点引用它并成为我后来研究“报人孙犁”这个课题的一条重要资料。

从孙犁先生的书中，我知道了姜德明先生，随即找来他的各种读书谈书的文章来读，尤其是读到他那三篇《签名本的趣味》，令我会心一笑。由此，我也有意识地开始了自己的签名本收藏。

三

从事媒体工作，尤其是编辑报纸副刊，常常要与文学艺术界的朋友们打交道，或沟通信息或联系稿件或约见访谈，一来二去，大多就成了朋友。文人之间的交往，书是必不可少的媒介。俗谚说“秀才人情一张纸”，那多半是指书画墨宝；而今若改成“秀才人情一沓纸”，那就可以专指赠书了。

书是文人相交最好的“手信”，也是自我介绍最好的“名片”。现代文坛好几位书话大家，无一不与报纸副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写出《西谛书话》的郑振铎先生，写出《晦庵书话》的唐弢先生以及姜德明先生和黄裳先生，等等。而孙犁先生更是一辈子没离开过报纸副刊的编辑岗位，他的《耕堂读书记》和《书衣文录》无疑是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书话名著。我有幸与孙犁先生在同一家报社共事十多年，在读书、写书乃至藏书方面，孙犁先生无疑是对我影响巨大的一位导师。

我自1984年春天从记者转行做编辑，创办了《天津日报》的报告文学专版。此后近三十年间，我一直是在新闻和副刊之间游走转换。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从天津南下深圳，依旧是做报纸编辑，参与编辑了各种类型的副刊专版，也创办了不少专业周刊。最多的时候，我曾同时担任着七八家报纸杂志的社长、总编或法人代表，尝尽了编辑工作的酸甜苦辣。即使从报业退休之后，我依然未能离开媒体编辑这个职业，旋即被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委派担任新媒体中心总编辑，参与创办并主持《中国副刊》公众号的编务，转眼就是六年多的时间，直到2025年初才请辞卸任。

这样算下来，我的编辑生涯已超过了四十春秋。如此漫长的编辑生涯，给了我无数机会去结识和接触社会各界的精英才俊，使我得到很多难得的机缘，向那些学问渊博、见解高深的饱学之士求学问道。正是在这些交往中，我的签名本也在日积月累中蔚为大观了。赠书的作者朋友从南到北，从国内到海外，从文学界到艺术界，从哲学历史到经济学社会学乃至物理学……

每当我略有余暇，总喜欢站在存放签名本的书架前随意抽取翻阅，这些书和这些人，依次从我的记忆深处“溜达”出来，一个个神采奕奕，各具风神，与众人一起沐浴书香，展现风采。他们中，有儒雅渊博的学者若饶宗颐、周汝昌、王朝闻、金耀基、叶嘉莹；有名传遐迩的作家，若王蒙、余光中、王充闾、黄裳、陈祖芬；有目光如炬的报人，若赵超构、束纫秋、高信疆、姜德明；还有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家，若画家张仃、方成、徐义生，音乐家汤沐海、颜廷阶、黄辅棠，书法家田原、尉天池、赵正，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将军作家肖克……

现代社会，人与人的交际越来越频繁，交际的内容越来越庞杂，而通信工具的发达更使这种人际交流更加迅速便捷。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现在的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却日渐稀少，真诚的对话更是一种奢侈。在如此境遇中，那些留存在扉页上的真挚话语，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每次重温扉页上的字句，我都会立刻记起当年得到这本赠书时的场景，作者的音容笑貌也随之浮现在眼前。进而想到，这位作者近况如何？又有什么新作？不论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涯，我都会在心中默问一声：“您过得还好吧？”

四

自1989年我出版第一本书算起，我这三十多年中也拉拉杂杂地出版了近三十本小书，我也开始学着前辈的样子，买来自己的新书，签名分赠友人。至今我还清楚记得，三十多年前第一次从书店买回自己的那本舆论社会学小册子《疲软的舆论监督》时，内心是何等的兴奋，当晚就在灯下填了一首长调《水龙吟》，其中不仅写到“书肆里，一叠自采”之后的感慨，更抒发了一通爱书人对读书的无限深情：“平生幸伴银鱼，寒斋独坐游书海。胸涵万壑，思接今古，神驰天外。华夏先哲，异邦智者，风流一脉。俱邀来畅叙，晨昏日暮，直令我，心澎湃。”我把自己的第一个签名本送给了我的父母，两位老人在接过这本薄薄的小书时，脸上写满了欣悦和满足。

从此，我在不断接受朋友赠书的同时，也时常把自己的拙著题赠给对方。有些友人多少年难得见上一面，但是鸿雁传书，却恰好弥补了时空阻隔带来的缺憾。见字如见面，读书如读人。一册小书常常“负载”着远方的问候和挚友的思念。而我也时常把自己的新书寄赠给各地的友人们，并习惯于在扉页写上几句祝福和问候，这就如同把自己的牵挂和情意捎到了远方友人的书案前。

如果说，当初因爱书而藏书，还只是“与书结缘”的话，那么，当我将签名本视为“收藏记忆”的载体，并将自己的签名本题赠诸友之时，那就应该叫“以书结缘”了——书，从知识的载体转化为记忆的载体，我与书的缘分，何其深也！何其纯也！何其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