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秉渊（1897—1971）是中国近代机械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内燃机研制的先驱。他出生于浙江嵊县，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科，1920年毕业后投身机械工程领域。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外国巡捕的暴行让支秉渊深感民族屈辱，他毅然辞去洋行工程师职位，联合同学魏如、吕谟承等六人集资创办“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中公司”），寄托了振兴民族工业的宏愿。

一、实业救国的理想与新中公司的创立

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下，新中公司初期以仿制进口机械为主，逐步填补国内技术空白。1929年，支秉渊成功仿制36马力双缸狄塞尔柴油机，开创中国自主制造柴油机的先河；公司还研制出离心式抽水机、铁路桥梁钢结构等，成为当时国内主要的内燃机制造商和铁路工程承包商，这些成就为抗战时期的技术突破奠定了基础。20世纪30年代，浙江金华江大桥和衢州东迹江大桥、江西赣江大桥等几座大桥，粤汉铁路株韶段樟河桥的钢梁工程等都有支秉渊的工程创举。

二、抗战内迁与战时运输的初期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上海工业遭受重创。支秉渊带领新中公司内迁，从上海辗转武汉，最终于1938年迁至湖南祁阳。迁移过程中，公司自制的柴油发动机卡车成为运输主力，成功将上千吨设备转移至后方，保障了战时工业命脉。在祁阳，支秉渊面临极端恶劣的条件：冶金工业落后、钢材短缺、日军频繁轰炸。他通过回收铁道废件、飞机残骸等材料，设法利用镍合金粒等原料，铸造气缸体和活塞，解决材料短缺问题，这种“变废为宝”的智慧，不仅维持了战时生产，还支撑了前线的物资运输需求。

三、战时技术突破，柴油机与煤气机的创新

1939年6月，支秉渊团队在祁阳成功试制中国第一部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功率达65马力。该发动机被安装在德国卡车底盘上，成为战时运输的重要工具。然而，随着战事深入，柴油供应极其紧张，不时中断，支秉渊迅速调整方向，将柴油机改装为煤气机，利用木炭或煤炭产生的煤气驱动车辆。这一改造不仅解决了燃料危机，还开创了国产煤气发动机驱动汽车的先例，为抗战后方运输提供了持续动力。两种发动机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技术封锁，直接服务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运输和民用物资调配。新中公司生产的煤气机还被广泛用于发电、船舶驱动，甚至为抗战时的部分机械化部队提供维修支持。

四、第一辆国产汽车的诞生与战时运输的里程碑

支秉渊的终极目标是制造完全国产化的汽车。早在1931年，张学良主导的沈阳迫击炮厂生产的“民生牌”汽车，曾引发轰动，但总工程师是美国人，其核心部件活塞环、电气设备、变速箱齿轮等精密配件依赖进口。支秉渊在参观后决心制造“真正国产”的汽车。

1942年夏，在祁阳简陋的厂房内，支秉渊团队以自制的发动机、变速箱、传动器和转向机构为核心，成功组装中国第一辆完全国产化的高速柴油汽车。该车外形简陋，圆木箍上铁圈做成的轮胎，但其性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支秉渊亲自驾驶，历时半个月穿越湘、桂、黔、川四地的崎岖山路，最终抵达重庆参加首届全国工业展览会。当时重庆《大公报》在头版撰文称支秉渊为“中国的福特”。

这辆汽车的意义远超技术本身：它象征着中国工业的自主精神，极大鼓舞了抗战军民士气。新中公司随后生产的汽车被用于抗日战争军事物资运输，尤其是在滇缅公路等关键路线上，缓解了战时运输压力。

1943年冬，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支秉渊当时中国工程技术界的最高奖——金质奖章，表彰其在内燃机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他成为继侯德榜、茅以升后第五位获此殊荣的工程师。尽管日军占领祁阳后，新中公司的设备与图纸毁于战火，但支秉渊的实践为新中国重工业奠定了基础。

五、以“实业救国”成为抗战时期的科技典范

支秉渊的贡献不仅在于技术突破，更在于其“实业救国”的精神内核。他始终坚信：“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工业，才能摆脱被殖民的命运。”在极端困境中，他以科学家的严谨与工程师的务实，将民族自尊转化为技术创新的动力，成为抗战时期科技救国的典范。20世纪50年代，支秉渊继续致力于我国重机器工业建设，主持修建了新中国第一座重型机器厂——太原重型机器厂，为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支秉渊的故事是抗日战争中无数科技工作者的缩影。他研制的柴油机、煤气机和国产汽车，不仅为抗战运输提供了物质保障，更以自力更生的精神重塑了民族自信。这种精神在今日中国仍具启示意义：核心技术必须自主，创新方能强国。正如支秉渊所言：“中国人的智慧，绝不逊于他人。”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