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放榜了！”一条轰动性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很快传遍县城。

在新昌县政府对面的巷弄墙上，贴了几张大字报一样的红纸，周围挤满人群。有人急切伸长脖子、瞪大眼睛搜寻，兴奋得高呼中榜啦。

我闻讯赶去，欣喜地在榜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这个镜头定格于1977年11月的某日。

其实，这只是绍兴地区组织的初试通过的名单，而后还要参加全国正式的统考，它只表明拿到了入场券。

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很多人受到鼓舞，并意识到，今后人人都能通过公平考试上大学了，一个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时代开启了。

高考因为特殊原因，中断10余年，现重启开考，不管你是什么学历、出身和户口，都给机会，因此大家都想试一把。应考的“老三届”（指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初、高中学生）年龄最大的三十五六岁，最小的应届生才十五六岁，出现了夫妻、师生，甚至两代人同考的奇特场景，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初试，就是要先淘汰一批实在太多的人。

那时没有什么资讯，考生多是先通过《人民日报》恢复高考的新闻，口口相传才得知的。当时，无考试大纲，无组织辅导，我对于何时考、考什么、怎样考一概不知，就像无头苍蝇，胡乱找书本，偶见一些油印、复写，甚至手抄的复习资料，便如获至宝，可谓洛阳纸贵。实际上对那些不知出自何处的所谓数理化题型，基本是懵里懵懂，两眼抹黑。

一次，听说区中学有场自行安排的讲座，我便一早从知青点某村，徒步近30里路赶去。等浑身冒汗找到地时，发现那是一个会堂，里面早就挤满了人。一位老师在讲数学课，但我根本听不清也听不懂在说什么。

大约从正式通知到考试，中间仅隔了个把月，临阵瞎忙活。

此外，我从小学时就配了近视眼镜，但那时少儿戴镜的很少，怕被人笑“四眼佬”，因此直至初高中，从未敢戴，于是基本看不清黑板上的什么数理演算。故此到了正式的高考，只能惴惴报个文科。

临场，我面对数学卷，果然一头雾水，几乎是交了白卷。只有语文、史地，自觉勉强，特别是作文题《路》，想到了很多人都会想到的鲁迅的那句话，自以为找到了“主题”。

结果，还居然硬靠了偏文这条“瘸腿”，侥幸迈过了分数线。

然而，待见到通知书上写着的，却是“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又从开心变为沮丧。当时只能报3个志愿，不知天高地厚，傻傻大笔一挥就是北大、复旦、杭大。

当得知录取的学校，是本地的一所大专后，又一下陷入矛盾中，一度产生弃学念头，因为那时自己刚进入县财税部门工作。百废待兴之际，知青开始陆续回城，招工也开始恢复，但人数极有限，而“招干”更罕见。笔者是已插队3年的知青，被评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县知识青年先进代表，被推荐招了干。

故面临今后当老师还是财税干部的选择，也纠结于有无信心来年再考？

最后，读书的渴望，压过了一切。

毕竟这样的机会极其宝贵，后据公开权威数据，那年全国高校平均录取率仅4.8%，而文科更低。

我曾为此篡改了那句著名的宋诗为“万般皆一般，唯有读书高”。

入学后，偶然听说学校录取的分数，居然与杭州一所本科大学相近，不禁让人困惑。后又得知，这是师范学院之故，在读时不仅每月有生活补贴，还有粮票发放，毕业后直接是干部身份，工作包分配。而杭州那所学校招的是“委培生”“走读生”，于是释怀。

庆幸的是，在鲁迅曾当校长的学校，在现今宋六陵遗址的风水宝地，我度过了人生读书最多、最难忘的时光；亲历母校从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到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的蝶变；又将见证从绍兴文理学院，到绍兴大学的华丽转身，与有荣焉。

于个人而言，正是因为迈进高校的大门后，自己得以有更多机会，弥补高考和读书少的缺憾：从拿到杭大本科文凭，再取得浙大、复旦、国家行政学院及香港相关大学的进修和培训结业证书，此生愿已足。

抓住“青春尾巴”，挤上“首发班车”，成为恢复高考后大学毕业的“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恰逢其时，何其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