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健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0年的农村插队经历中，鲁迅的小说集、高尔基自传三部曲都是感染他、影响他的文学作品。

真正“研究”鲁迅却在多年后，1982年，他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专业，师从现代文学与鲁迅研究专家孙昌熙教授。在导师的引领下，他的学术研究大部分与鲁迅有关，他认为，“是鲁迅让中国现代文学真正和世界文学融合在一起，他是整个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的一个伟大践行者”。

或许，这就是鲁迅文化基金会创意发起“大师对话”国际交流活动的原因。自2014年起，开展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界与世界各国文学界的对话交流，从雨果、托尔斯泰、泰戈尔，到夏目漱石、马克·吐温、萧伯纳……高尔基是第12位世界文豪。

如果你曾浏览过大量鲁迅和高尔基塑像或画像，便不难发现，在后人眼中，两人的形象在脸型、发型、眼神乃至整个气质上都惊人的相似。

尽管高尔基比鲁迅年长13岁，但他们的照片仿佛展现了同胞兄弟般的神似。这种相似在版画上更加凸显，如果将鲁迅的画像略作调整，增加些沟壑的沧桑感和明暗对比，便能无限趋近于高尔基的形象。而那增多的皱纹与深重的焦虑眼神，仿佛诉说着他在岁月里所承受的痛苦。

“鲁迅和高尔基从来没有真正见过面，但是他们从事的事业是一致的。三年前，我们也互相不认识，没有任何交集。”高尔基玄孙季莫菲·彼什科夫回忆起他与周令飞认识的那天：一年前，雕塑《高尔基与鲁迅的对话》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揭幕。那时，他与母亲叶卡捷琳娜·彼什科娃刚刚注册了高尔基文化基金会，“鲁迅当时接受了高尔基的创作的滋养，而现在年轻一代的我们，从事高尔基文化基金会的事业要向鲁迅文化基金会学习。”

鲁迅与高尔基唯一能谈得上的“交集”是他先后翻译了高尔基的作品短文《我的文学修养》、短篇小说《恶魔》以及《俄罗斯的童话》。

有趣的是，在早期鲁迅对高尔基的译名做过多次调整，比如“戈里奇”“戈尔基”“戈理基”等，直到晚年，他才与同时代的翻译家一样改用“高尔基”的译法。

鲁迅对高尔基有着惺惺相惜般的亲近感，他曾写信给邹韬奋说，看到邹韬奋编译的美国教授康恩著《革命文豪高尔基》的出书广告，认为这是给中国青年很好的赠品。他提出可以将自己的《高尔基画像集》借给对方用于制版，以作插图。

1930年，鲁迅曾计划与郁达夫合译《高尔基全集》，但未能完成。直到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他才从日本改造社出版的二十五卷本《高尔基全集》中转译了《俄罗斯的童话》。

同时期，高尔基也关心着20世纪30年代正处于苦难中的中国。1934年9月初，他在报纸上看到有关中国红军突破包围、胜利进军的消息，特意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祝词，在前往莫斯科参加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中国作家举行的晚会上宣读。在祝词中，他呼吁中苏两国作家展开交流，更好地发挥文学的作用。

1936年6月22日，高尔基去世的第四天，《译文》杂志编辑黄源将德文版《高尔基全集》送给了病中的鲁迅，希望作为鲁迅“日、德文互照”翻译的参考。遗憾的是，四个月后，鲁迅溘然长逝，《俄罗斯的童话》便成了他译高尔基作品的“绝笔”。

90年后，初版《俄罗斯的童话》经由“大师对话”活动现场，被送至叶卡捷琳娜·彼什科娃和季莫菲·彼什科夫手中。这是一份精心准备却“迟到良久”的礼物。

书封上，“高尔基作”和“鲁迅译”上下紧挨着，是他们之间一场漫长、无声，却又无比深刻的“共创”，见证了他们素未谋面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