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王羲之是千古名人，一代宗师，其书法成就空前绝后，不仅是绍兴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然而关于他的官职官阶问题，世人却多有误解。受《晋书·王羲之传》谬误影响，后世几乎所有关于王羲之的简介都写着“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其实这是错误的。王羲之所任并非“右军将军”而是“右将军”。此外，更有一些专家学者和景区导游任意发挥，将“右军将军”比附为正师级干部（相当于参谋长），会稽内史相当于绍兴市市长。殊不知羲之官名已误，这些比附更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可谓一错再错。本文拟就王羲之的官职问题作些探讨，希望以后的学术著作和普及读物中能修正这一谬误，以还原历史真相。

王羲之是“右将军”而非“右军将军”，这本是一个确凿的事实。凡是熟悉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人都清楚，“右将军”与“右军将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右将军是军号，属三品将军，是官品和军阶的象征，既有军衔性质又有实质权位，是当时军政要员出镇地方时朝廷所授之职，且因右将军是重号将军，得以开府置佐，一般只授予州刺史，郡守中能获此殊荣者仅会稽和丹阳二郡，而丹阳郡为当时都城所在，郡守称尹。右将军作为三品将军，其薪俸为中二千石，当时一般郡守为二千石，“中二千石”的中含中枢、朝廷之意，是国标二千石，其俸禄要比地方二千石郡守高出约一倍。

今日书圣故里，已成古城文旅高地。 章斌/摄

而右军将军是武职而非军号，属中央禁卫军系统，品阶为四品。东晋前期禁军设置沿袭西晋旧制，主要由四军、五校组成，四军即左右前后军，官长称左军将军、右军将军、前军将军、后军将军，五校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四军五校皆各领营兵，置司马、功曹、主簿等属官，并隶属于中领军（资重者称领军将军）。据《晋书·哀帝纪》记载，兴宁二年（364）禁军实行改制，改左军将军为游击将军，罢右军、前军、后军将军五校三将官。也就是说自此之后，四军、五校等将官皆不再置。

会稽内史地位不在大州刺史之下

明白了右将军与右军将军的区别之后，再看看当时会稽之情形。事实上，东晋时的会稽内史虽职比郡守，但其地位不在大州刺史之下，有“直辖市”性质，犹如现在的上海。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会稽地处宁绍平原，是当时的经济中心，又是拱卫京师的东南门户，最重要的是形成了独立的方镇都督区。

会稽都督区的形成始于王羲之的叔父王舒。王舒是王导、王敦族弟，为江左政权和琅琊王氏中重要人物之一，曾长期任职阃外。建武元年（317）十月即代司马裒为北中郎将、监青徐二州军事，后又调任中枢，位列九卿。王敦得势，还曾出镇荆州。受累于王敦之乱，咸和元年（326），王舒以尚书仆射调任抚军将军、会稽内史。抚军将军为三品重号将军，资位尚在右将军之上。自王舒之后，会稽内史所授军号多在三品及以上。

咸和三年（328），苏峻、祖约叛乱，授会稽内史王舒为“监浙江东五郡军事”，是为会稽都督区设立之始。五郡，即会稽（治今绍兴）、临海（治今临海）、东阳（治今金华）、永嘉（治今温州）、新安（治今淳安）。王舒之后，终东晋一朝，浙江东五郡一直作为一个军事整体而存在，凡是东方有事或有特殊资望者出镇会稽，则会稽内史以居职者资望深浅重轻，分别带都督五郡军事、监五郡军事、督五郡军事衔，会稽都督区是东晋九大都督区之一，证明吴廷燮“会稽内史，都督五郡，亦方镇也”（《东晋方镇年表》序言）所言非虚。南朝刘宋之后，以浙东五郡为主体的会稽都督区设立了东扬州，完成了形式上的转变。

王羲之为江左琅琊王氏第二代领门人物之一，是被寄予家族厚望的“王氏三少”中硕果仅存者，肩负振兴家族之重任，起家秘书郎，历任征西将军庾亮参军、长史，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迁护军将军，掌禁兵，后调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为将门之后，有佐命之才，其父辈人物中王旷、王敦、王导、王舒、王廙、王邃、王彬等均身兼军职，出镇方面。羲之所历之职也多是行伍军旅之武职，基本沿袭了其父辈之从政经历。

从羲之所涉官职之品级看，魏晋之世，州刺史和郡守均为第五品，即若无军号，江州刺史和会稽内史的品级是一样的。宁远将军属四品军号，侍中、吏部尚书则为朝廷三品要员，而护军将军是禁军首领，也是三品。因此，从其任职履历看，在他出镇会稽时也不可能兼右军将军，如果真这样，那算是降级处分了，与情理不合。且王羲之的右将军、会稽内史也符合任职规律，自东晋初期王敦之乱起，会稽内史均授军号、置军府，且以三品重号将军为主，最多的是根据当时战局需要设左将军、右将军、后将军。如在他之前的周札在太宁元年（323）至太宁二年（324）之间所任职务即是右将军、会稽内史，在他之后的北府将领何无忌所任也是右将军、会稽内史。另外，任职者中所设与右将军同级别的左将军和后将军的也较多，如王荟、谢玄、王凝之任职会稽时为左将军，诸葛恢、王恬、司马休之任职会稽时为后将军，任职时间在王羲之任职前后均有。军号之设，并非毫无依据，除有任职者资望因素外，也与当时当地的整个战局有关。

王羲之出镇会稽，时在永和七年（351）至永和十一年（355）间，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所授是军号而非军职，于情于理于史实而言，其为右将军而非右军将军已是十分明了，无须多论。

题扇桥留下了王羲之的故事。 章斌/摄

“右军将军”之误或与《世说新语》有关

事实上，在诸多文献记载中之记载也是极其明白的，史书如南朝宋何法盛《晋中兴书》：“王羲之……累迁为右将军。”《陈书》卷二十八《始兴王伯茂传》：天嘉二年（561），“是时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文学传记如南朝梁慧皎《高僧传》：“释道敬者，本琅琊胄族，晋右将军王羲之曾孙，避世出家。”唐何延之《兰亭记》开篇即谓：“《兰亭》者，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不胜枚举，兹不再引。

王羲之“右军将军”之误或与《世说新语》有关，《世说》中多次以右军代羲之，如《言语篇》中“谢太傅语王右军曰”条。以右军为右将军之简称本无不可，《晋书》中亦常有类似简称，尤其是自“四军五校”省置后也不会再有歧义，但是文后刘孝标注偏偏画蛇添足：“累迁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说新语》在唐代影响较深，唐修《晋书》多采其说，又传《王羲之传》系唐太宗御笔，以致以讹传讹，贻误千年。

王羲之任职之级别属于“省部级干部”

明白了王羲之右将军的身份，不妨再谈谈其级别问题。一些景区导游甚至前辈学者把他“右将军、会稽内史”的身份比附为正师级将军和相当于设区市市长的正厅级官员，这实在是小觑他了。首先，当时会稽所辖范围包括了今绍兴、宁波、舟山及杭州萧山区，远较今日绍兴为大。此外，开府置佐的右将军，在当时属于军队高层，魏晋南朝，外重内轻，掌握了军队就有地位权势，也是门户赖以支撑的根本。王羲之所任右将军，是否兼管浙东临海、东阳、永嘉、新安四郡之军权虽不得而知，然仅会稽而言，晋制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当时会稽户三万，为最大之郡国，据此推算，则会稽之郡国兵至少也有五千人之数。若再统四郡之兵，会稽都督区之驻军至少也在万人之数。东晋寡弱，全国之兵力不足二十万，大半又驻守于长江沿线，其中又以荆州、徐州京口为主。略后于王羲之任职会稽所发生的淝水之战中，据史书记载其御敌之兵不足八万人。可见按当时兵力来算，作为右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所统之众，已不在少数。

再回顾一下王羲之所历之职，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也是方镇重任，江州由荆州、扬州分置，地处要冲，是九大都督区之一，特别是东晋初期，地位更加显要，王敦叛乱就是以江州为凭，并自任江州牧。江州既是沿江屏藩，也是中枢与阃外荆扬之争中的缓冲要地，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拟任之侍中、吏部尚书，均为三品要职，其中魏晋时期的侍中本有宰辅之实，然东晋皇权不振，其地位不甚突出，而吏部尚书却是实权实职，掌管官吏铨选。所任之护军将军，前文已述，为武职，属于禁军首领。而会稽之任，亦如今之上海，实有“直辖市”性质，为显赫的封疆大吏。因此，就王羲之任职之级别而言，早已属于“省部级干部”（这一类比虽不准确，但差强似之）。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