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柯桥区档案馆内，就有当时“部编”扫盲教材《第一种简易识字课本》的其中一册，透过泛黄的书卷，可以一窥100多年前的中国近代教育雏形，也可以看看当时的人们如何蹒跚着识文断字？

我国小学使用统一“教科书”的历史，最早始于晚清。当时，各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的次第兴办，为了教育需要，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出版了一批统一的教材。

一册教材有120课

翻开这本16开的老课本，泛黄松脆的纸张上墨迹依旧清晰，仿佛一下子就将人带进了那一段新旧交替的历史长河中。

课本的首页印有“第一种简易识字课本”字样，课本第一页有“宣统元年十一月”和“学部图书局印行”两列字。整本课本共有120课，一课一页。课本的语言十分精炼，每课大概20至30个字，虽然没有标点符号，但每句话分行竖排，或用间隔表示，行文半文半白，朗朗上口。

从内容来看，120课包含了语文、数学、历史、礼仪、地理、道德规范等不同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但又浅显易懂。如，“学堂开学，读课本第二册，识字愈多，知识愈广。”是第1课的内容，开宗明义说明识字的好处。课文的顶部还有“愈智”二字，是这一课需要扫盲的两个生字。第2课的内容为“入学堂，学算法，有笔算，有珠算，先学加减，后学乘除”，明显与数学相关，生字为：珠、加、减、乘、除这5字。

与时下低年级语文课本图文并茂相同的是，100多年前的扫盲课本也拥有非常多的精美插图，约有一半课文配有插图，图文结合的形式有利于初学者掌握生字，并准确理解字义、文义，很适合低龄的儿童阅读。

课本的最后还印有版权页，从版权信息可以看出，教材出版、印刷于宣统元年十一月，编纂兼出版者、发行者均为学部编译图书局，版权页上方还钤“学部编译图书局”方形印章，右下方有“每册零售定价银圆一角四分”字样。

课本借鉴了西方教育思想

1909年，晚清社会受到新学思潮的冲击，在教育内容上有了明显转变。从学部出版的这套教材来看，无论是内容，还是用语，已经有别于过去私塾所学的四书五经，明显地由旧式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的痕迹。

从书籍的内容可以看出，课本有一半的比例都在教授科学常识和生活知识。比如第69课中有：“游览之人，皆当洁净，若有痰唾，勿吐于地”的内容，这是教育人们应该讲究卫生，不要在公共场所乱吐痰。第81课为地理课，“地图一幅，上绘两半球，一为东半球，一为西半球，我国地方在东半球之上”，并配有东西半球两个地球仪图形。紧接着的82课内容则有“我国大川，北有黄河，中有大江，南有珠江，皆长数千里，流入于海。”从这些课文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晚清教育吸收了西方教育自然科学为重的特色。

此外，课本还配有不少体育课程内容，如在102课中，不仅有“学生在学堂，当学体操，体操之益，能使人血脉调和、筋骨活动，练习既久，虽身体瘦弱者，亦可强壮”的文字内容，还分别配有双手并举向上伸展、身体直立前曲双手触地这两个动作的锻炼示意图。

采访中，有关人士指出，从选字到用纸，晚清这个系列的教材事无巨细地考虑到了儿童的接受能力和身心健康，虽不能言之为“儿童本位”，但从教育这个角度可以窥见，晚清的儿童教育观受到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并非如从前所想象的那样保守与僵化。

课本贫寒子弟或年长失学者

清末废科举、改书院、兴学堂、倡实学的教育改革和普通中小学教育的迅速扩展，直接推动了编译西方教科书热潮的兴起和民间自编教科书风气的形成。

以柯桥区档案馆收藏的这一册课本为例，末页印有《学部允准翻印初等小学教科书教授书章程》，鼓励官书局及各书坊在遵守学部所定章程条件下翻印此书，规定“凡翻印此项书籍者，于书末一页必须注明学部图书局编纂及翻印处、发行处之名称、地址及翻印之年月、各册之价值。”记者发现，这册课本的翻印处为奉天会文堂书局。

记者查阅相关史料发现，1905年科举废除，清政府设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从学部成立到宣统二年（1910）间，学部编译图书局共编纂出版了修身、国文、算学等教科书近百册，编译图书局总揽编纂、印刷和发行。这是清政府第一次组织较有规模的教科书编纂发行。

就在宣统元年（1909），学部相继编辑出版《第一种简易识字课本》（三编六册）、《第二种简易识字课本》（四册）、《第三种简易识字课本》（两册），学制分别为三年、二年、一年。宣统二年（1910）1月，简易识字课本全面向各省颁布，全国各简易识字学塾均采用此教材进行国民教育。

扫盲教材的教授对象为“家贫年幼之儿童”，学制3年，毕业者可升入初等小学学习。编辑人员按照“文字深浅之次序，大致由单字进于短语短文，使儿童循序渐进易于领会”。

“我们馆收藏的一部分清朝民国档案，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保存下来的，这本课本就是其中的一件珍贵档案。”柯桥区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书籍保存的需要，该馆将全书内容进行了数字扫描，为后人了解晚清社会变迁，挖掘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一定的史料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