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中国书法不仅发挥着实用书写的功用，而且饱含着对艺术人文精神的褒扬。近日，绍兴文理学院风则江大讲堂特邀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书法学院院长、学科首席教授郑晓华主讲《从工具到信仰：书法的人文化之路》讲座，探寻中国书法的千年涅槃之路，追寻中国书法的人文精神内蕴，感受中国书法的独特艺术魅力，聆听技艺之“器”与文明之“道”的跨时空对话。

追求美与善的理念

“中国书法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既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也是世界艺术大家庭里很特殊的一员。”郑晓华说，说书法是世界艺术大家庭里的“一员”，表明它拥有世界艺术的共同性，如语言、工具、技术等；说它“很特殊”，是因为它孕育于“实用汉字书写”母体。中国书法的特殊性，恰恰是在“实用汉字书写”母体里，孕育出了具有世界艺术共同性的超越实用工具的纯艺术属性，既受实用生活“雇佣”、满足生活实用需求，又凤凰涅槃，在艺术审美的烈火中化为一只金灿灿的艺术金凤凰。

书法最初只是作为文字的现实形式而立身存世，后来经文人艺术家的介入与开拓，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抒情表现艺术。

书法从纯实用到纯艺术形式的实现，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原始社会后期到秦汉之交书法艺术纯艺术倾向出现，书法一直处于“原始实用”阶段。书法在当时还完全属于一种政治或生活实用工具。作为独立的审美艺术的书法还没有诞生。

从汉代到唐代前期，是中国书法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一个书法由“原始实用”向“纯艺术”转换的过渡期。所以“草圣”张芝也好、“书圣”王羲之也好，他们的传世作品，都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创作，绝大多数都是承载一定生活内容的实用书牍。

从盛唐时代开始，书法艺术的发展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实用兼审美的书法获得大幅度发展的同时，纯粹出于艺术表现、不带任何生活功利目的的书法“创作”活动也开始出现。书法家写字不再受生活实用目的限制，一种纯粹的激情“诉说”书法由此诞生。从此，书法可以说具备了与音乐艺术相类似的纯艺术形式特征，书法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可以不依附于生活实用而存在的“纯艺术”。

从宋代开始，书法家们在书法中引入了“伦理”“道德”。苏轼认为，书法的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展现君子小人之性。《东坡题跋·跋钱君倚书遗教经》提出：“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宋代另一位大书法家黄庭坚也提出：“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山谷题跋》）黄庭坚在书法评论中还反复强调，人的品格决定书法的品格，书法家必须以“读书”“修身”“养德”作书法的后盾，只有品格高，才能克服书法中的“俗气”，拥有高雅美妙的书法之“韵”。这样宋人就把书法的美与人格的美联系在一起，把书法艺术引入了伦理学。

“封建时代的文人学者，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当然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所以，他们的学说不一定都完全可取。但他们的理论广泛流行于社会，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艺术审美思想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具体地说，宋以后，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引导和提倡，中国社会形成了道德至上、以艺术观道德、以道德评艺术的道德化艺术观赏、品评风气。这种风气最终决定了中国书法‘以德养书’理想模式的确立，从而使书法成为社会发展中‘敦教化、经夫妇、美人伦’的一种手段。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道德、伦理有不同理解、不同标准，但书法艺术追求美与善的理念可以说历千年而不变。”郑晓华说。

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中国书法的历史悠久。在郑晓华眼里，从纵向看，书法是汉字的主要传播工具，中国文字书写的历史就是中华文化滥觞、昌明的历史。就中华文明而言，“黄帝垂裳而天下治”，所有衣冠礼乐制度必赖文字书写而传播。因此，“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文字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也是文明推广传播的基础和纽带。书法赋予文字以艺术形式，推动国家、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可以说，没有汉字、书法，就没有中华文明的广泛传播。

而从文明发展的时空维度看，汉字书法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和广泛传播功莫大焉。书法是艺术，又不仅仅是艺术，它的文化、政治功能远远超过一般的视觉艺术。书法不仅在公共语言工具上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维系、基石的作用，而且从价值观、精神层面构建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纽带。

纵观中国书法史，书法是政治的、文化的，也是精神的、心灵的。通过心灵与艺术形式的关联，书法构建了充满生命哲学意味和东方伦理价值观念的东方美学。从汉代开始，书法开启抒情达意、怡悦心灵的审美历程，并走进了大众的生活。此后，一方面受社会生活需求的推动不断发展进化——从汉代隶书、草书、行书，到北魏石刻及隋唐行书、楷书形成高峰，中国书法不断发育、成熟，并“一花五瓣”，演绎出风格各异的众多流派；另一方面，从扬雄对书面语言系统与人心人性的内在联系表述——“书为心画”开始，历代学者文人遵循“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自然生命规律，对书法形式和人生境界、生命特征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索、构建，把儒家“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学说融入了书学和书法审美、书法创作。由此，书法从“形学”走向“心学”，成为人心人性自我观照、内省、修炼的一种精神内修方式，“字如其人”“人书俱老”“以文化人”“化成天下”成为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成为所有书家的光荣梦想。

郑晓华认为，在中国艺术中，书法不仅是“艺”，也是“技”，更是与中国人内在生命精神血脉相连的“道”；通过艺术审美，它联结了寻常百姓的日常起居，最终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大道”，既深受中华文明的哺育，又反哺中华文明，成风化俗，化成天下，赞天地之化育。书法由此而成为中国人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亦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