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扬（1857—1945），字升淮，清末山阴安昌白洋西塘下人。民国时曾任江西省省长。《绍兴县志》《民国人物大辞典》等有录。

戚扬是南宋遗臣戚亚卿后裔，自幼秉性聪慧，读书用功。仲夏蚊蝇肆虐，戚扬将两脚伸进两个酒潭中避之。并练就一手好书法，写得一手好文章，据传，他能在一粒谷上写三个字。

戚扬弱冠就成为山阴县学优行廪膳生，与诸生在西塘下冯氏家塾十年坐馆（私塾教书）期间，通晓和结识了许多名流志士，时常与朱姓、许姓、冯姓子弟同赴安昌东街茶楼书会，习文、赋诗、举业、营商，各自立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其中同村的白洋朱姓，代有人杰，名流荟萃，对戚扬影响很大。

光绪十四年（1888），32岁的戚扬戊子科中举。翌年，己丑科中进士，入庶常馆。次年受任刑部主事，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因福建安溪水患，受任安溪知县。“分俸活民，毋一夫失所。”光绪二十一年迁侯官知县。十月，回籍奔父丧。改任浙江布政使署管理文案。后任江西省南昌临川县知县、直隶州知州。光绪三十年任江苏省松江府知府。民国二年（1913）四月，任海军塘工总局局长。同年九月任江西省内务司司长。民国三年一月，代江西省民政长。四月任江西省民政长。五月改任江西省巡按使。

民国五年七月，升任江西省省长。在任期间，以维护民族利益、捍卫国家主权为己任。外国人到江西经商或办实业，不遵中国律令，恣意妄为，商人敢怒不敢言。戚扬和当地商界一起，以中国律令为基调，有理有节，与其争之得当，维护了国家民族和商人利益。民国九年春，俄国人在九江租界违约多占土地，当地官员与乡民与之争辩，仍不理不睬，我行我素。戚扬获悉后，立即委任刘树堂为代表，赴九江与俄国领事进行交涉。同时，派出省议员，迅速前往庐山勘定界址，最后迫使俄国人退还了多侵占的土地。其间，有“海内第一书院”之誉的庐山白鹿洞书院面临坍塌，戚扬筹集银洋二千三百余元，重修了白鹿洞书院，竣工后，戚扬亲自撰写《重修白鹿洞祠宇碑记》以记之。戚扬主持江西八年之久，为人低调，威望极高。

民国十年二月去职返里。因房子狭小，选定在绍兴观音桥造了一所美轮美奂的五间三进住宅（后为绍兴茶厂），定居绍兴，安享天伦。他平日闭门不出，不问世事，绝少与绍兴地方官府往来和参加社会活动。民国二十三年，成立绍兴县修志委员会，作为社会名流的戚扬也名列其中，后又参加绍兴“十老会”，有《十老会纪事》。

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绍兴城内形势岌岌可危，救国公债、抗卫经费开始派到戚扬头上，同年十月二十六日购救国公债十万元。戚扬计划全家迁避上海，但当时由绍兴去沪，需经宁波出口，必须有合法手续；而且当时绍兴县县长贺扬灵对逃避上海之人笼统地都扣上“脱离抗战”的帽子，戚扬举家迁往上海难之又难。戚扬乃破例亲自拜会贺扬灵，还带去一幅慈禧太后所画的墨绿兰花和翁同龢的题句条幅等礼物。贺扬灵原籍江西，戚扬又当过江西省省长，两人一见如故，经过几次相互答拜，双方就有了友谊。不久，戚扬又破例设宴招待绍兴县府和三区专署科员以上的官吏及地方士坤。不日后，贺扬灵竟批准了戚扬赴沪疗病，临行之日又亲自送行。但据戚扬之孙阳荪言，当时迁避上海只是个幌子，其实隐居在绍兴里山，戚扬本人亦未去上海，独自隐居绍兴观音桥本宅。后儿媳相继谢世或徒居外埠，唯戚扬仲子余清家居绍兴里山。抗战时期，进城出关十分不便，对老人亦无多照顾。

戚扬晚景凄楚，曾以书报等物到街上换些六谷粉度日。民国三十四年秋，终在贫病中去世，享年89岁。

戚扬善书法，能诗文，曾为盛陵吉生布厂题匾额，安昌籍工商巨子徐吉生作古又为其写讣告、挽联，还为《山阴白洋朱氏宗谱》写过序言。今日安昌古镇上的匾额、对联有些也是用他的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