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在明代先后出了两位大儒——王守仁、刘宗周。王守仁的大名“守仁”，就是孔子言论的核心部分，即遵“礼”守“仁”，这个“仁”字在《论语》中出现109次之多。刘宗周的大名“宗周”，也出自《论语》，孔子一直坚持儒家思想对周礼的继承，声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宗）周。”

《浙东史学研究》评论总结：“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成为浙东史学上的第二座高峰。”

一

明崇祯十一年（1638），刘宗周完成了《阳明先生传信录》一书的删定。他做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要纠正王学末流之弊，故选录他认为功夫最切近、最符合王阳明早年笃实精神的部分，并加了按语，反复辨析，澄清混乱。他特别推崇王阳明：“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静即动，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作为王阳明学说的传承人，刘宗周的重要著作命名为《人谱》。“人谱”，顾名思义，就是教人如何做人之谱，进一步而言，就是教人如何从普通人渐变为圣人的参习手册。其灵感源于“家谱”的概念，其目的就是要在“人极”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人的谱系。如果两相对比，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人谱》书名及其理论内涵：家谱证身世，而《人谱》证心性；家谱寻远祖，而《人谱》寻仁根；家谱识姓名，而《人谱》识伦理。“无欲常教心似水，有言自觉气如霜。”这是刘宗周的格言，从“慎独”的理论，到“静坐”的实践，蕺山先生（刘宗周）可为“人师”也。崇祯皇帝赞刘宗周语：“纯忠峻行，亮节清修。学古不欲纷华，直希贤圣。萌心独严衾影，可质神明。”（注：衾是指衣被，刘宗周的一生简朴勤苦，所用衣被全是破旧的。）

《人谱》是刘宗周晚期的代表作，集中了他的本体论和工夫论的代表性观点。第一部分《人极图》阐述本体论思想，即“无善而至善心之体”的思想，分析其思想渊源和内涵。刘宗周继承了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的思想，又从阳明四句教和他的弟子对四句教的理解的分歧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发展了其理气心性一体的心性一元论思想。第二部分《证人要旨》厘清恶的起源的理论，即“妄”的观念的标出，“诚尚在无妄之后”的论断，“意”与“念”的辨析。第三部分《纪过格》提出工夫论思想，挖掘了慎独和诚意的“本体与工夫合一”论，以及其“迁善改过”的观点。刘宗周对《人谱》极为重视，告诉弟子们：“做人之方，尽于《人谱》。”他认为佛教谈因果、道教谈感应，都出于功利目的，不能真正成就圣贤人格。而儒者所传的《功过格》，也难免入于功利之门。他认为：“今日开口第一义，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却人人可做。”

二

关于如何成圣？这便是《人谱》一书的写作目的。

圣人可学、圣人可至的思想，在中国哲学中随处可见。孟子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与人同耳”；周敦颐主张“希天、希圣、希贤”；程颐主张“圣人可学”；张载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熹认为青年学子须以“圣贤”自任。在王阳明那里，圣人的内涵就是“尊德性”，所谓“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无怪乎黄宗羲说，“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意思是摒弃了圣人内涵中的知识、才力，也就自然废弃了朱子倡导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达圣之方，只需“简易功夫”“致良知”，亦即诉诸内心体会和自省方法就行了。只要从人的内心道德上规定圣人之所以为圣，那么圣人就是人人可为的。于是，王阳明从内心发出了“满街都是圣人”的赞叹。

“学风健实”既指刘宗周及其所开创的蕺山学派追求稳健而务实的学术品格，同时也昭示出明末清初浙学开始转向“开物成务”的经世实学。明代学术思想曾被视为“无根的一代”，所谓“无根”，究其实，乃是无儒家经史之根、无立足时代人心的救世济世之根。之所以“无根”，因其思想中并不突出“古”与“圣”的权威性。古则以三代为高，圣则以周孔为尊。复古当力究诸经，尊圣应效法诸经，蕴积在尊古崇圣中注重经世实学的思想能量。这正是蕺山学派从宋明儒家的传统心性之学转向经世实学的学术意义。

《人谱》之于刘宗周，如同《传习录》之于王阳明，为其晚年定论。学习《人谱》箴言，至今依然诲人不倦、发人深思。比如说：“涵养是主人，省察是奴婢”“虽能说一尺，不如行一寸”“慎独功深切，防微意发光”“良知最亲切，功夫自不难”“立静主人极，正心天下行”。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