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

5月13日，《新青年·新觉醒——纪念〈新青年〉杂志创刊110周年》特展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开展。本次展览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绍兴市文史研究馆和市文旅集团主办，分“点燃新文化的火炬”“吹响新时代的号角”两个板块，以史料、图片、文物等形式生动再现了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背景、历程与意义。

打开历史大门

鲁迅致胡适信，施存统写给钱玄同的信，钱玄同、黎锦熙等编辑出版的《国语月刊》特刊《汉字改革号》……在绍兴鲁迅纪念馆临展厅，76件珍贵文物亮相，其中包括2件国家一级文物、1件国家二级文物和3件国家三级文物，它们宛如时光的钥匙，打开了通往历史深处的大门。

国家一级文物鲁迅致胡适信是鲁迅先生1921年1月3日写给胡适的信。信的内容是：“适之先生：寄给独秀的信，启孟（周作人）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鲁迅致胡适信。

信中提到的“寄给独秀的信”是指胡适写给陈独秀的信。此信发出前曾交鲁迅等人传阅征求意见。信中胡适为改变《新青年》的性质提出“三个办法”时说：“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

鲁迅致胡适的信中，他和周作人主张按胡适提议的第二条办，并建议“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就好了。”

《国语月刊》特刊《汉字改革号》也是国家一级文物。1922年初，钱玄同与黎锦熙在北京西单牌楼小羊肉馆雨花春楼上商量决定，将他们主编的《国语月刊》第一卷第七期，刊发为《汉字改革号》，“放一大炮”，“除各同志都精写一篇论文外，并把历年讨论这个问题的文字综合起来。”

这本《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就是钱玄同编辑、盖章签字、批阅、收藏的。16开本，200余页，铅字印刷，50万字。封底、封衬印有广告。封面为洋兵操刀赶人彩图，注音字母和汉字标明书名，出版单位用英文标注。登载了胡适、钱玄同、黎锦熙、蔡元培、周作人、沈兼士、赵元任、傅斯年等十几位文化名人的精心力作，涉及文字改革的所有方面。封面钱玄同盖“疑古”印章，用毛笔批写“一九二二·八”，这是发稿时间，正式出版是1923年6月。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人激进地主张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的拼音文字。这之后，一大批语言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投入到这场文字改革运动。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字改革思潮可以发现，这时的汉字改革在动机上，是与推行白话文、实行文艺大众化紧密相连的，是以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刊的出版将近代以来的汉字改革运动推向了高潮。

四川读者孙少荆致钱玄同的信，称赞《新青年》“再造中国的新青年”，该信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6号，系国家三级文物。

1926年，亚东图书馆印发的重印《新青年》杂志征订广告，系国家三级文物。广告中刊发了蔡元培和胡适对《新青年》的高度评价。

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中刊文号召青年，“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站在展览现场，听这句振聋发聩的号召，穿越百年历史，如今仍掷地有声。

共赴“觉醒”之约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由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发行。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以民主与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猛烈冲击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主义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而后，一场以学生为先导，全国各界群众参加的五四爱国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姿态，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当时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毛泽东这样评价《新青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文章，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次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亲自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是中国人著作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完整的介绍。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把腐败、沉闷的旧北大改造成思想活跃、蓬勃向上的现代大学。他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派人物执教北大，《新青年》编辑部也自上海迁至北京，《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揭露和抨击人吃人的封建礼教，主张“独立人格”和“平等人权”的新道德；倡导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统治和迷信盲从，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胡适首倡白话文，鲁迅更以文笔犀利著称，显示了新文学的生命力。

鲁迅与《新青年》杂志有着不解之缘。中华民国成立后，鲁迅受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鲁迅被聘为国文系讲师。虽然参加新文学运动稍晚，但鲁迅在这场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刊登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虽然篇幅不大，但书中的批判却及于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封建权势者、家长族长、走狗，到封建礼教、习俗、思想文化，无不痛加鞭挞。

接着，鲁迅的《孔乙己》《药》等小说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后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面说，这些“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此外，他还在《新青年》上发表《梦》《爱之神》和《桃花》等新诗，发表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批判旧道德观念的论文，特别是在《随感录》专栏里发表了许多针对性极强的论战文章。

在1919年5月4日的日记里，鲁迅先生用了一个字来描述北京的天气：“昙”，这是乌云密布的意思。怀揣着心中的“乌云”，学生们就是从北大红楼出发到天安门、东交民巷、赵家楼，一路的愤怒，一路的吶喊，一路的激情演说。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席卷全国，震惊世界。

“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绍兴鲁迅纪念馆的讲解员讲解道。

《新青年》自1915年创刊到1926年终刊，度过十一载峥嵘岁月。如今，广大青年奋发有为，穿越百年峥嵘，共赴“觉醒”之约。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