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的《孔乙己》里知道了鲁镇，知道了咸亨酒店，知道了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每次来喝酒，都要叫道：“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然后，“便排出九文大钱”。喝酒时他很注重茴香豆那个“茴”字的写法，很认真地跟孩子们计较，惹得孩子们跟他亲近，争食他的茴香豆，以至于他“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孔乙己很穷，又要讲派头、讲体面，“绅士”在不可得又非要得的酸腐和尴尬中。他最终因为偷，被人把腿打断，从“直立”变得“匍匐”了，很令人痛惜。

在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我们看到“我”与闰土，是多么黏着的一对玩伴儿，在“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间捕鸟、摘覆盆子，均是土地之子，毫无身份之别。但是，到了《故乡》里，分别多年之后，“我”一回到故乡，就急切地想见到闰土。所以，闰土一进来，“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怎么说才好，只是说:‘啊！闰土哥，——你来了？……’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地叫道：‘老爷！……’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闰土不过是“我”家长工的儿子，少不更事时可以没大没小，但一经长大，身份意识一旦觉醒，本能地就不敢造次，从“平等”变得“匍匐”了，这意外的变化，颇令人惋惜。

一痛惜，一惋惜，就让鲁迅感到封建文化对人荼毒之深，使“奴性”蚀骨，失去了“站立”的能力。所以他大喊着“不读古书”，大喊着要“启蒙”要“立人”，大喊着投出“匕首”和“标枪”。一切，都要从国人的“精神自立”和“灵魂塑造”入手。但是到了后来，他开始“悲悯”，觉得对孔乙己、闰土们一味地“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多少有些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味道。因为，孔乙己和闰土们都是穷人，一生下来就陷在“实生活”的困厄之中，没有“物质”上的支撑，整天都经受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折磨，谈何精神上的“直立”？“匍匐”便是理所当然的状态。于是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我这次到了绍兴，踏寻三日，所见所闻，一片繁荣、一片烟火之气，人人都喜笑颜开、挺胸迈步，再无“匍匐”的一丝丝余影。街上行人，很现代，有一股毫不掩饰地骄傲与豪迈。

究其原因，是绍兴人读懂了鲁迅，把他的“立人”主张、精神内涵化作了生动的建设实践。他们把他文本里的元素统统地移植到了大地之上，催生和再造了一个活生生的鲁镇。那里有咸亨酒店，有茴香豆，有社戏，有乌篷船，有拱桥，有鉴湖晓荷……鲁迅所有在纸上的描绘和刻画，都变成了产业链条上的一环环，一如浑然天成的镶嵌。最令人惊叹的是，这个鲁镇比鲁迅笔下的鲁镇还像鲁镇——鲁迅的鲁镇是文本意象，而这个鲁镇，是旅游胜地。它既传承了鲁迅精神，又富裕了人们的生活，实现了鲁迅的人文指向，一生存，二温饱，三发展。

这个鲁镇便很有魅力，游人如织，他们赏风光、品鲁迅，即便不穿长衫，也坐着喝黄酒，剥茴香豆。他们更理解孔乙己，如果没有他的落魄，哪里有今天的风味小吃？旧时的人物，是今人的来路，在谈笑间要庄重，在品味中要珍惜。

事实上，鲁镇人——绍兴人更懂得这种“珍惜”的含义，因为他们不叫自己躺平在鲁迅的文化遗产之上，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上看、向外看，有了破茧而出、破茧成蝶的国际眼光和制胜勇气——他们在古老的会稽之地，建设了一座中国现代纺织城和一座低空经济产业园，不禁让人生出浩然之叹。

我们好像听到，从高天里也传来一声带笑的声音：“对，这就叫发展，这就叫站立，呵呵。”

是鲁迅的声音。

（内容来源：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