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乡村，物质并不充裕。那时，只在过年的时候，小孩子才有新衣服穿，平时穿的则是缝缝补补的旧衣。

但放学后的时光，小孩子自由又肆意。尤其是男孩子，一玩起来就像脱缰的小马，在追逐打闹间，衣服上的纽扣不知不觉间“消失”，他们也不会把这“小事”告诉忙碌于田间的父母。待到衣襟散成两片破门帘，“偷顺送借买”的说法就像麦芒般扎人。

一颗纽扣称“偷”，仿佛身上的衣服是偷来的，这让每个孩子都难以接受。两颗纽扣叫“顺”，暗指趁人不注意拿走的，比“偷”好听一点。三颗纽扣是“送”，但那时送的多是不要或用不上的东西，还是难免会被小伙伴笑话。四颗纽扣为“借”，当时借衣服穿再平常不过，甚至有人穿着借来的衣服去相亲，但也不怎么光彩。最让人骄傲的是“买”，五颗纽扣齐整锃亮，象征着体面。

我永远记得那个暮春的黄昏，我的衣衫上挂着两颗残扣，第三颗只剩半粒碎齿，像豁了牙的老妪。七八个野小子围成圈，争辩我该归作“顺”字辈还是“送”字营。青石板上拖长的影子越逼越近，汗珠子砸在露趾布鞋上，洇出深色的花。

忽然一双小手拨开人群。阿英一手拿着针线，一手握着碎布头里翻出的几个纽扣，灰的蓝的，圆的方的，动作麻利地穿梭，眨眼间，我衣服上的纽扣就“齐全”了，虽然颜色、形状很不般配。那一刻，阿英用她的纽扣，为我在“偷顺送借买”的评判中，拘回了一份孩童的尊严。

大伙一时愣住，我也从慌乱中回过神来。阿英和我同住一个台门，瘦瘦弱弱，与我年龄相仿。但她性格内向，从不与我们这群调皮孩子玩耍。记忆里，她像是“留守儿童”，现在回想，或许是知青的女儿。不知谁喊了句“老二媳妇”（我在家排行老二），哄笑声惊起，阿英的脸霎时红透。又羞又恼的我回拳砸向起哄的那个浑小子，两个人扭打在一起，等小伙伴把我们拉开时，都已鼻青脸肿。这一架，意外让我和阿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后来，我在全区小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奖，奖品是一件湛蓝色的T恤衫，领口处的拉链缀满了银色小齿，要是把每个“牙齿”都当作纽扣，那可算得上是“高级货”了。这在当时堪称豪奢的奖品，却成了我的心病——母亲向来偏爱大哥，若被她瞧见，定是要我拱手相让。思来想去，我趁着暮色向阿英求助。起初，阿英不同意，我再三恳求，她才勉强答应，但要求我绝不能告诉任何人，我郑重许下诺言。

然而，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几个月后的一天，阿英突然被她母亲接去了城里。一切发生得太过仓促，阿英毫无准备，只在墙上匆匆留下五个字：“衣服带走了。”仿佛一个未完的故事，留在了那面斑驳的墙上，细碎的针脚穿过岁月，将温暖与祝福永远缝进了时光里。

前些天经过服装店，看见模特身上缀满水晶扣的精致礼服。玻璃橱窗倒映出我不再年轻的面容，恍惚又见那个咬线头的姑娘，用五彩纽扣为我拼凑体面的黄昏。那些或借或送的纽扣，在记忆里比橱窗中的所有水晶都耀眼。因为它们缝补的不仅是破旧的衣襟，更是一个少年在贫瘠岁月里，最珍贵的自尊与温情。

（内容来源：柯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