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全球范围内针对“游烟”现象这场关乎公共健康的无声战役的治理行动早已展开。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启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WHOFCTC）的谈判进程。经过四年的磋商，中国政府于2003年签署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第八条明确规定，缔约方应以立法、行政等措施防止公众在三类室内场所接触到烟雾——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室内公共场所。

对香烟征税，也许是最行之有效的市场调控手段之一。澳大利亚作为全球控烟政策最严格的国家，为实现“2030年全民禁烟”目标，将单支香烟的税额从2018年的0.71澳元（约合人民币3.4元）提升至2021年的0.81澳元（约合人民币4元），这意味着每包20支装的香烟税费高达16.2澳元（约合人民币80元）。

新加坡在控烟方面的举措堪称全球典范，其严格的禁烟政策与严厉的处罚措施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早在1970年，新加坡便兴起了禁烟运动，依据《特定场所禁止吸烟法令》，诸多场所明令禁止吸烟，涵盖建筑物、食品店、交通站点、公共服务设施、运动和娱乐设施等。2018年，新加坡禁烟的范围再度拓展，已囊括电影院、娱乐中心、幼儿培育中心、运动场所、工厂和政府学校等地，此项法令于2019年1月1日正式生效。这种系统化、精细化的控烟模式，使其成为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的成功范例。

以上国家和地区的控烟实践值得参考借鉴。目前，上海的“游烟”整治还是以柔性劝导为主，既不罚款，也不强怼，主打一个“劝你善良”，真正做到了凸显数字化与人性化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