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夏禹文化大讲堂在大禹研究院举行，四位业界顶尖专家围绕夏文化与越文化的交融，以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多维视角作报告，展示了夏文化研究领域中具有时代性、前沿性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学界发展方向带来了新的启迪。

大禹与夏文化

宋镇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名誉会长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少有的独立起源并延绵发展至今的原生态文明，但文献中有关古代中国的确切年代，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41年。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几代专家前赴后继，孜孜以求，先后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文明研究工程”，逐渐梳理出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发展脉络，找到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重要依据。

1996年5月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总目标是证实夏商周三代的具体年代和历史发展脉络，这个项目制定了夏、商、周这一历史时期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2001年启动预研究以来，整合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力量，证实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史和“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延绵不断”的总体特征。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围绕构建完整的夏商考古学文化与夏商历史，开展重点遗址的考古发掘、多学科综合研究、科技考古和价值阐释、文物保护、展示宣传、国际传播等工作，形成一批高质量学术科研成果，让夏商历史更加清晰、生动地呈现出来。

前赴后继的三大工程解答了“最初的中华文明究竟在哪里”的历史疑问，证实了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多元起源、相互碰撞影响形成的。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大量学科交叉融合，写就了当前的金石学、古文字学、夏史与夏文化等领域众多论著，这也让考古学研究摆脱了史料不足的困境，让东周以前的古史得以拉长，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无可争辩。

大禹与夏史、夏文化的探索及古越上古区域文明研究，是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分支，不断探索大禹与夏文化的关系，对阐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信仰系统由来、拉长中国古史意义重大。

弘扬大禹精神，彰显绍兴大禹文化金名片，能持续助推浙江古越地区大禹文化信仰资源的挖掘、保护、传承、传播和利用。

“禹葬会稽”的考古探索

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2000年前，司马迁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古越人是夏人的后裔。因为大禹死后埋在会稽，所以，夏人要来这里守护大禹陵。

司马迁如何得出此结论无从知晓，但我今天讲“禹葬会稽”，依据目前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和现状，实际上需要解答的是四个问题：夏文化与古越国文化的关系、夏人何时来到绍兴一带、夏王朝前期与古越国地区的文化关系和“禹葬会稽”的历史背景及考古学探索的突破方向。

绍兴博物馆收藏的3件重要文物：九板桥玉戈、九板桥玉圭、鸭形陶壶，为论证“禹葬会稽”、说明夏文化与古越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考古研究表明，九板桥玉戈、九板桥玉圭的制作年代，都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鸭形陶壶则证明了在马桥文化时期（公元前1700—前1600年），绍兴一带与中原地区以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代表的夏文化、夏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

那么，夏人是什么时候来到绍兴一带的呢？考古表明，安徽中部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四期及之后遗存，印证了“桀奔南巢”的历史记载，而绍兴九板桥的玉戈、玉圭或与“夏遗民奔越”相关，其迁徙路径可能经由安徽中部的南巢。

闽西北角光泽一带在夏文化传播至福建东南沿海的过程中意义重大，当地出土的牙璋等文物，或与夏遗民扩散以及“苍梧之野”有所关联，进一步增加了夏遗民抵达绍兴的可能性。

在考古学术界，古越国地区相当于夏王朝前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已经较为明确是广富林文化。所以，夏王朝前期与古越国地区的文化关系，本质上是广富林文化与中原早期夏文化的交流碰撞。

在“禹葬会稽”的历史背景及考古学探索的突破方向上，我认为，在绍兴地区探寻、发现与“禹葬会稽”历史背景相匹配的一支强盛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自然是今后探索、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禹葬会稽”的考古探索，也应重点聚焦于在绍兴地区寻觅与之契合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涂山”究竟在哪里

王吉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据《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王帛者万国。”当年大禹治水成功后，会见诸侯的“涂山会盟”，为夏朝的兴起开启了序章，从这里，中华文明开始兴起。

然而，涂山所在地，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唐代苏鹗《苏氏演义》有云：“涂山有四：一者会稽，二者渝州，三者濠州，四者宣州当涂县。”在学术界，涂山所在地主要有会稽、渝州、濠州、当涂和三涂山五种不同说法，分别在今天的浙江绍兴、重庆、安徽蚌埠市、安徽当涂县、河南嵩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2006年启动钻探工作，2007年至2011年期间对安徽蚌埠的禹会村遗址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发掘，揭示出一系列与禹会诸侯事件密切相关的遗迹和遗物。从中总结出“禹会诸侯于涂山”六项证据链，即涂山地望、出土遗迹、出土器物、不同地区器物特征、自然科学测试结果、禹会村龙山文化时代，这些证据链均与文献记载的“禹会诸侯”事件相吻合。2013年12月，学术界通过实地考察，观摩出土文物，分组研讨等，下定论：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即为禹会诸侯之地。

可以说，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率先给了大禹确切历史定位，是大禹由传说变信史的首个考古证据，搭建起与大禹直接对话的平台。当地的禹迹与地域文化和大禹故事相交融，形成了循环互动的历史文化载体，构成了当地厚重的文化资本。

在禹迹分布的区域，或许会有更多的“禹会之地”，未来需要通过考古的手段去发掘证实它。因为大禹文化是中国的大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符号。我们应打造好中国文化大名片，通过系列规划、目标和举措担当弘扬大禹文化责任，让大禹文化“活”起来，使大禹精神渗透到社会各层面。

大禹精神是中华文明丰碑

宫长为 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长期以来，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对夏代的历史存有一定的争议，原因有二：一是古史辨伪，二是考古滞后。但诸如《尚书》《诗经》《左传》等历史文献，包括考古发掘的相关出土文献，都能充分证明中国是有夏这一个历史朝代的。

通常所说的中国早期国家阶段，从公元前30世纪到公元前221年，即从五帝时代到战国时代，前后约有三千年的历史。夏代，包括大禹在内的社会，就处在这个历史区间内，这是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因此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大禹，这位治水英雄，不仅以其卓越的治水成就而闻名，更被尊为中国社会由部落联盟迈向国家阶段的立国始祖。他在治水的过程中所完成的“征有苗”“合诸侯”“画为九州”和“任土作贡”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功绩，可以看作大禹治水的四个主要步骤和环节。大禹通过这些步骤，完成了华夏一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开辟了历史新时代。

但同时，夏代也是个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从形式上看，夏代推行君主政体，完成了由“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过渡，政体后为商、周二代沿用，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从内容上看，夏代也建立奴隶制国家，完成了由部族联合体到奴隶制王朝的过渡，国体也为商、周二代所沿用，并奠定了国家的基本结构和格局。

毋庸置疑，在中华民族漫长而辉煌的文明史中，大禹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禹精神，这一源自大禹的宝贵精神财富，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成为我们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内核。简单地说，大禹精神可以用“天下为公”“允执厥中”这8个字来表述。“天下为公”具有外在属性，“允执厥中”则具有内在属性，两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隐含着大禹的精神内涵。

如今，在我们对大禹所处时代、大禹功绩与贡献、大禹精神等方面展开研究的过程中，需构建“维新学”（即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处理好“走出”与“走进”的关系，走出传统研究局限，走进中国古代文明内核；处理好“两重”与“多重”的关系，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融合多学科知识；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关系，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维新学”，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贡献力量。

（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