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由反智发展，或许只会迎来精神荒原

贾敏

上世纪60年代，还是大学新生的苏珊·雅各比读到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的反智主义》（1963年）一书时，即被作者的优美文笔与智识洞见所吸引，更被书中对美国社会愈发强烈的反智氛围描述所触动。按霍夫施塔特的观点，执拗于反智的美国正愈发变得不宽容，“一个非黑即白、头脑简单的人物或将主宰美国的未来，而这绝非妄言”。环顾今日美国，反智的历史剧本正在重新上演，而且更为荒诞、更为分裂，充斥着新的更大的不确定性。      

正是在霍夫施塔特著作的启蒙与感召下，作为独立作家与文化批评者的雅各比在新世纪初开启对反智主义的深入研究，并在2008年推出著作《谎言文化中的美国非理性时代》（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 in a Culture of Lies，中译本名为《反智时代》），得到欧美知识与舆论界的广泛关注与赞誉，被认为是继霍夫施塔特以后围绕该主题阐释最为深刻、见解最为独到的著作之一。伴随着特朗普两度入主白宫，反智浪潮席卷美国之时，作者对原著进行修订增补，并以《美国的非理性时代》（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中译本名为《新反智时代》）为新著命名。随着时间流逝，该书的独到观点正日益被现实所印证，成为我们剖析美国社会病症、读懂美式民粹主义极具借鉴价值的重要著作。      

《新反智时代》通过历史溯源，同样指出美国的反智现象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根植于美国奠基的历史与创立时刻。与霍夫施塔特将美国民众分成“对智力的崇拜”与“对智识的鄙夷”二元对立的叙事路径相类似，雅各比亦指出从美国建国伊始，美国的智识精英就意识到美国人民存在着对实用信仰的推崇与效仿，对纯粹的知识有着突出的反感与唾弃。美国人所喜欢的知识是能解决实际问题、能够带来收益和回报的；而对探讨智识、谈论思想则嗤之以鼻，认为这些都是欧陆贵族老爷与僧侣特权的伪善做派，在新大陆拓荒垦殖的移民不需要也不欣赏这些。对于这种认知谬误，雅各比援引爱默生在其演讲《美国学者》（1837年）中所指出的，新生的美国不能仅仅依靠“单纯的思考者”，而是需要更多“思想着的人”。但遗憾的是，年轻的美国人经常在这两者间左右徘徊，往往是对前者的推崇胜过对后者的培育。        

雅各比由此指出，美国的反智与非理智风格主要源自三个文化特征与一个经济社会背景。特征之一，美国早期的政教分离使得北美清教（及其福音派）拥有与生俱来的非理性特征，在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所谓的宗教觉醒运动，而理性缺位的社会运动正是滋生反智现象的最大温床；特征之二，美国的区域差异与州权分离，始终无法建立围绕联邦的体系化教育，教育权威性的弱化使得智识传统始终无法获得持续而稳定的保障支撑；特征之三，美国人崇尚白手起家、实干奋斗，面对困苦与恶劣环境，美国民众更需要的是情感慰藉而非喋喋不休的说教。以上三点构成了美国反智文化中的独特彰显：理性与非理性往往周期性地和谐共存，又会因为社会进步出现显著分裂。雅各比极具洞察力地指出，在历经镀金时代与进步运动的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得以深度潜伏：其对科学理性与宗教激情之争的含混区分，对于公平正义与资本效率的暧昧解读，相较于同一时期孕育而生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反而更能在普通民众心目中扎根。20世纪美国反智思想的最大源泉，即发端于此。       

雅各比指出20世纪的美国反智与非理性状况并非一直占据优势，二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和平与繁荣壮大了美国中产阶级，并由此孕育了独特的中流文化，一度让人看到反智消亡的积极迹象。所谓的中流文化，是美国中产阶级培育的对科学与理性、阅读与审美、事实与秩序的推崇与追求，在经历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流文化的突出特征就是对和谐共识的高度渴求，以及对智识氛围的由衷喜好。雅各比不无伤感地指出，彼时的美国家庭，无不以拥有一套昂贵的百科全书为荣，积极参加各类读书俱乐部，热衷体育运动，对各类高雅的教育文化活动趋之若鹜，这些都构成了20世纪美国文化的黄金时刻。雅各比反感部分知识分子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的消极描述，认为那是一个在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下存在的沉闷无趣时代，恰恰相反，中流文化的存在和繁荣证明美国人对于科学理性与世俗文化的热爱。中流文化的最后消亡不仅有来自右派的鼓噪与非理性行动，来自左派的蔑视与疏离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在这个观点上，雅各比对霍夫施塔特固有的观点进行了鲜明的扬弃，这也是两代美国知识分子之间鲜明的思想分水岭。      

在雅各比看来，战后中流文化的难以为继，更大的弊病来自大众传播与新型媒介的兴起。由广播、电视、流行出版物、大众电影、音乐娱乐掀起的流行浪潮，使中流文化被大众文化所取代。象征着美国广告业的麦迪逊大街取代读书俱乐部与杂志副刊，成为青年人的精神指引和活力源泉，颠覆并重构了青年文化。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文化本质上极大增强了美国的反智与反理性力量。在雅各比看来，这是今日美国思想文化整体智障下沉的根源，在流行文化充满浮华与躁动的背后，是非理性悸动与反智周期的呈现。       

这些现象在今天的美国堪称沉疴遍地，但对于有识之士而言则无能为力，因为这恰恰是自由左翼与保守右翼斗争博弈留下的历史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双方都在选择无视与逃避。对此，雅各比尽管犀利地指出问题并予以批评，但对于解决问题本身则毫无裨益。这也使不少评论人认为作者空有愤世嫉俗之笔，实则缺乏躬身入局的智识勇气。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阅读《新反智时代》的最大启示在于：物质丰裕绝非全部，更非骄傲与蛮横的资本。真正的优秀文化在于守正创新，在于对新旧事物的继承与扬弃。一个充斥着自大与自恋、不愿自省与自审的文化，或许很难摆脱衰退的历史宿命。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是寻找，是耕耘，也是播撒

李岩

品读荣新江的《满世界寻找敦煌》，充溢着学友间的期待。这本书的内容具有独家性、真实性，甚至还有传奇性。全书充满中国学者炽热的爱国情愫、严谨的学术精神，以及对人类文明史的深切观照，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与文化内涵。

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正值晚清中国内忧外患、国力日衰的历史节点。此后不久，约5万件珍贵文献流散世界，分藏于10多个国家。

千年宝藏流失异国，怎能不令人痛心！因此，“伤”与“恨”成为早期中国敦煌学研究者的主要情感基调。为追寻这些失落于海外的珍贵文献，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从王国维到向达、王重民、姜亮夫，历经艰辛，远赴重洋，致力于敦煌文献的寻访与研究。

1984年，北京大学年轻学子荣新江沿着前辈学者的足迹，开启了自己长达40年的海外敦煌文献追寻之旅。他遍访欧洲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及私人收藏，查阅相关资料，只要发现与敦煌有关的信息，他就去找，一站一站地跑。从伦敦到巴黎，从哥本哈根到圣彼得堡，一路追求敦煌文献的吉光片羽。这些亲力亲为的寻访，沉淀为《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这本书的背后，是作者40年“坐读”与“行读”的丰厚积累。

《满世界寻找敦煌》以作者的学术成长经历为主线，辅以众多支线，内容丰富、层次分明。书中提及大量与敦煌相关的人物，各自故事精彩纷呈。从学者的专业坚守到异国收藏家的奇遇，从文献的流转经历到学科发展的曲折进程，勾勒出敦煌学百余年来的发展脉络。

这本书的出版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为广大读者播下了关注敦煌、热爱敦煌的种子；另一方面，这些富有趣味性与启发性的寻访经历，还原了学术研究的艰辛，也展现了探索未知世界的乐趣，“阅读文献可以和古人对话，畅游在古人记录的世界中；又到处行走，在广阔的天地里不断发现自己在书本中没有见识过的东西”。

《满世界寻找敦煌》不仅是学术成长记录，更是一部充满人文情怀的寻访日志。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寻找”不仅是学术上的不懈探索，更是精神世界的耕耘与播撒。                           

作者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