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春,我悄悄入项里。山里的早春,晨风清冷,我裹紧衣服,像一个过时的旧文人。身边,几间老屋侧边的墙残了,黑漆漆,闻得见青砖泥瓦的气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耸在那里的。
我入项里是为寻张岱(字宗子)和他的“琅嬛福地”。我愿意弄明白一个忐忑不安的书生如何在这纷乱世界里自主、自处。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有可能因怀旧,加深对这一名篇、一位明代文人、一片越州山水的认知。
项里紧邻翠峰山麓,溪水穿过村落,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当地人称项里临近的山为翠峰山,在古籍中此山又名项里山,传说项羽起兵时曾在这里操练将士。南宋嘉泰《会稽志》卷六记载:“项羽庙,在县南十五里项里溪上。以亚父范增配食,不知其始岁月,傍有聚落数十户,岁时奉祀。”
穿越千年时光,拥抱一个故事,呈现古村落之美。
顺治三年(1646)闰六月,清兵攻陷绍兴,张岱转避至嵊县西北山中,不久徙居山阴之项里,至顺治六年(1649)九月才搬回绍兴城内。幸而有越州山水,融解了纷乱时代的险峻与孤独。我笃信,张宗子的到来,项里江边忽然涌进了灶房、毛笔、砚台、禾苗、马嘴、鸟喙、诗词歌赋、弹琴说古……
《陶庵梦忆》最后一篇《琅嬛福地》,张岱记曰:“郊外有一小山,石骨棱砺,上多筠篁,偃伏园内……缘山以北,精舍小房,绌屈蜿蜒,有古木,有层崖,有小涧,有幽篁,节节有致。”“琅嬛福地”,即传说中仙人藏书居住的地方,其实也是张岱内心的索引、脚注、小标题。可以说,对晚年的张岱而言,项里村或许已经成为他心目中的一个“桃花源”。
张岱在项里建房三间。屋子背靠鸡头山,面朝项里江,屋旁岸边广植竹子,他努力营造着自己的“思想福地”。很多时间,他手持狼毫,在纸上走云连风,在现实与回忆之间“摇滚”“摆荡”。时间与地点在此刻形成奇特的交织。王朝更迭,命运逆转,而山村项里仿佛是一个别样的世界,它平静地接纳了这个失魂落魄的灵魂。张宗子在《念奴娇·丁亥中秋寓项里作》曾叹曰:雨馀乍霁,见重云堆垛,天无罅隙。一阵风来光透处,露出半空鸾翮。凉冽无翳,玲珑晶沁,人在玻璃国。空明如水,阶前藻荇历历。叹我家国飘流,水萍山鸟,到处皆成客。对影婆娑,回首问、何夕可方今夕?想起当年,虎丘胜会,真足销魂魄。生公台上,几声冰裂危石。
我猜测,初到项里,张宗子的内心依然处于强烈颠簸的状态,恰似人类精神世界的潮汐——涨潮时礁石隐没于浪花,退潮时暗礁又浮出水面。不过,与世隔绝的项里把潮水全都容纳了,并迸发出互动的力量。
张岱在文中又记曰:大沼阔十亩许,沼外小河三四折,可纳舟入沼。河两崖皆高阜,可植果木,以橘、以梅、以梨、以枣,枸菊围之。山顶可亭。山之西鄙,有腴田二十亩,可秫可粳。门临大河,小楼翼之,可看炉峰、敬亭诸山。楼下门之,匾曰“琅嬛福地”。缘河北走,有石桥,极古朴,上有灌木,可坐,可风,可月。
我毫不怀疑,项里给借居旅人提供了合适的山水和空间,旅人在此地安家建园,客观之势和主观之意在此共振,渐渐嬗变一种别样的美。张岱把自我隐蔽于山水后面,独自一人,却很自在,这是他要的意境。
项里的夜晚,抬头可以看见挂在山顶的月亮,大且明,月色极净,清亮地照在草堂的屋顶上。春天的声音是明亮的,山水中每一个音符中都流淌着喜悦,月色、鸟鸣、方言、草屋,项里的日子是安静的。当我们面对内心的不安、焦虑或负面情绪时,把这些感受投射到他物上,可以暂时缓解自己的不适感。
当不适感缠满肺腑,张岱试图用干净的汉字,清空内心与人间浑浊的一部分。几百年前,他的乡贤杨维桢、徐渭如此,他的同龄人陈洪绶如此,几百年后,他的晚辈周树人也如此,他们立志修史、写诗、写画、写史……不用刀枪的人,用笔也可以消解时代洪流中的不适感。
文字为他提供了一种形式和方向感,像失恋的人找到了一种新寄托,内心从纷乱到悲伤再到平静。总有一个瞬间,文字会让多情者穿透薄薄泛黄的纸页,穿越历史,进入另一重秘境,架构起隐秘的自我空间。
春阳横扫过来,照着残缺的老石、我,以及隐在时间里的故事。项里的树一棵远离一棵,遥遥相望。大地上的一切倾颓于时间的压力。
唯有我,在项里,像一棵晚明的树迎风而立,诉说往事。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
作者: 编辑:徐盈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