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耀诗史的剑与箫

葛永海

钟灵毓秀的浙江大地是中国的“诗巢”之一。春秋《越人歌》是楚骚的先声，成为浙诗的起点。六朝名士辈出，永和九年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雅会奠定了浙江文采风流的传统，沈约创造了格律诗新样式，谢灵运开启了中国山水诗大幕。有唐一代，浙江诗歌勃兴。在孟浩然、白居易等入浙诗人，以及贺知章、皎然等本地诗人的协同努力下，浙江吟唱在文学舞台全面登场。宋初三派中“晚唐”“西昆”两派的核心人物均有浙江人；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都与浙江关系密切；浙江诗人陆游唱出了爱国诗歌的最强音。元代赵孟頫、杨维桢等人的创作，亦不乏瑰奇之章。明代浙江诗人近900家，宋濂、于谦、徐渭等都是诗坛代表。清代浙诗风起云涌，黄宗羲、朱彝尊、袁枚、龚自珍等卓然翘楚，近代则有秋瑾、鲁迅等闪耀诗坛。一部中国诗史，浙江篇章熠熠生辉。

为了系统呈现浙江古典诗词史的全景，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诗话浙江”丛书。丛书按全省11个地市分册编纂、精选而成，遵循在地性、学术性、通俗化三大原则，遴选浙江历代名作共1220首。所选诗词吸纳学界成果，紧扣地方特色，传承浙江文脉，致力于“三图”，即描绘浙江诗词地图，打造浙江文化版图，探绎浙江精神地图。丛书特点可概括为四方面：

突出在地特征。何谓“浙江诗词”？以往选本的界定较为宽泛，往往将浙籍诗人和描写浙江的主要作品尽皆收入。而本丛书突出在地性的编写策略，强调作品的“浙江属性”，其中既包括浙江诗人写浙江，也包括外地诗人写浙江，割舍了浙江籍诗人描写他地的作品。经过几轮比选，除了传世名篇，特色作品也得以发掘。这些诗作聚焦浙江风物，强化了地域特征。丛书对佳作的推荐、赏析和传诵，旨在增强读者对浙江诗词文化的深度了解。

强化文化属性。浙江诗词就内容而言，山水描写居多，亭台楼阁次之，其间穿插大量地方人物轶事、历史掌故、风物民俗，映射出浙江历史文化的厚度。比如绍兴是浙东唐诗之路的核心段落。在舒展的山水画卷中，唐人仿佛是在奔赴一场由东晋王献之肇始的“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的精神盛会，诗人们在画卷中镌刻各自独特的心灵印记，为丰盈的唐人精神生活史留下了精细的注脚。再如温州，丰神俊逸的谢灵运登临永嘉山水，留下了模山范水的谢氏手笔，就此开启了浙南地区的诗路传奇，更揭开了中国山水诗的恢宏巨幕。永嘉，由此成为山水诗中最具灵性的符号。“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几乎成为后世所有山水游览者的共同梦想。

彰显地域美学。浙江有“七山二水”之说，山水是浙江诗路的当然主角。就浙江的不同区域而言，山与水的组合形态不同，美学品格也各具特点。“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代表的是浙北的“湖—山”意象系统，柔婉清丽；“瀛洲东去是扶桑，夜半先腾万里光”写海天浴日的奇幻，展示了浙东独特的“海—山”意象系统，壮阔辽远；“处州不城山作堵，百嶂千峰自翔舞”描绘山峦竞秀，烟霞奇幻，突出了浙西南“山—山”意象系统的险峻奇秀；浙江中部的“江—山”意象系统则兼容了富春江的飘逸、曹娥江的悲凉、剡溪的洒脱、瓯江的绮丽、楠溪江的灵秀，山水映发，修辞华美，韵味悠长。

标举精神特质。浙江在传统上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西和浙东，浙西偏柔，浙东偏刚，浙江之地域精神直如梅新林教授所强调的江南文化特质，乃是“箫”与“剑”的二重变奏。在以风雅浸润的浙西水路上，既有叶绍翁“悠悠绿水分枝港，撑出南邻放鸭船”的怡然，又有萨都剌“春风一曲鹧鸪词，花落莺啼满城绿”的绚丽。太湖之滨，鱼米之乡，吴侬软语，婉转深情。浙东走的则是刚健雄浑一脉，如会稽自古便是卧薪尝胆之地，遂有“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陆游，“不负青天睡这场，松花落尽尚黄粱”的徐渭，雄健豪气，不绝如缕。省内文化中心的杭州则将这两种品质兼收并蓄，正如杭州人龚自珍自况：怨去吹箫，狂来说剑。剑与箫，侠气与红粉，惟有杭城兼备。杭城如玉，温润其形，刚健其心。

浙江诗词以清丽蕴藉、才情奇逸为主流，又始终贯穿着现实主义的诗风，平和且坚韧，敢于抗争又顺应时变，这构成了浙江诗词重要的思想内涵。通过梳理和赏析，那些栖息在诗词文本上高贵的灵魂也一次次被激活，悠远高妙的吟唱在当代精神空间里不断回响。今天我们吟哦与传诵浙江诗词，正是要不断发掘其时代价值，激发新的创造。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读《文丛》，忆先生

朱水军

《惟于文丛》收录的是陈惟于先生撰写的有关祭禹祭文、文物碑记、乡土杂识、作品序跋和忆人记事的文章共94篇，分“祭禹宏文”“碑记辑存”“忆人记事”“乡土杂识”和“序跋一束”五部分，由绍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和绍兴市城建档案学会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书中文章大多以史为基、言辞优美、通俗易懂。尤其值得称颂的是那些碑记，写得文白相间、繁简得体、雅俗共兼、脍炙人口，他也因此而被誉为绍兴撰写碑铭的第一人。很多碑记，如《鲁迅故里记》《重建蓬莱阁碑记》《重修西园碑记》《绍兴博物馆碑记》《建曹娥江大闸碑记》等等，均已雕刻入石，竖立为碑，成为绍兴的地标性文化符号。细读此书，我深深感受到了一位耄耋长者爱国爱乡的家国情怀，也由衷敬佩他广博厚实的文史功底和求真务实、严谨治学的人格风范。

都说文如其人，文品即人品。正如编者所说：陈惟于先生是我们景仰的硕德长者。他是地道的绍兴人，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情感。他幼承家学，勤勉自励，学识渊博，有着扎实的传统文化根基。他待人以诚，律己以严，素以家国利益为重，有着耄年硕德的长者风范。他长期担任民革绍兴市委主要领导职务，又是连续40余年的省市县各级政协委员，一直以认真履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职责，为绍兴当地的文史文化建设和古城保护，积极建言献策，带头亲历亲为，做出了许多有目共睹的成绩和贡献。

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陈惟于先生还是绍兴一中的校友，是初中第二十八届毕业生（1942年）和高中1944年毕业生。因为他在一中读书时适逢日寇侵华，绍兴一中为避战乱，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流亡办学。全校师生于颠沛流离间负笈苦读，弦歌不绝，以祠堂庙宇为教室，以山地田野为操场，先后迁徙于兰亭、栖凫、芳泉、漓渚及诸暨枫桥花明泉、嵊县崇仁，直至东阳、缙云。陈惟于亲身经历了整个流亡办学的过程，对此印象极为深刻。2017年，绍兴一中迎来双甲120周年大庆，学校组织学生记者团特地采访他，已经92岁高龄的陈老，回忆起那段岁月，还是百感交集，记忆犹新。

除了采访，我还有幸去过他家几次。一为校庆之事联络请教，二为一中镜湖新校的教学楼冠名。当时，学校为感恩车越乔校友对母校一直来的捐助（绍兴一中教育基金会注册资金300万元由车先生独家捐赠，此前一中百年校庆时建造教学大楼也捐赠了70万），准备将其中一幢教学楼命名为“越乔楼”。而巧合的是，陈老与车老是同学，都是一中流亡办学时的学生，所以此事自然地关联到了他。因为陈老是绍兴有名的碑记写作高手，又何况同学之谊难却，写作“越乔楼碑记”自然成为了他义不容辞的任务。为此，他几易其稿，数次与我沟通交流，力求将碑记写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老先生求真严谨的作风令人感动和敬佩。而我，也真是借助于他的这篇碑记，通过学习模仿，拟写了另外二幢教学楼的碑记——“建功楼碑记”和“家贤楼碑记”。所以内心一直对他既充满敬佩，又满怀感恩。这篇《越乔楼碑记》现在也收录在这本《惟于文丛》之中。如今读来，文是人非，想到先生已经于2022年底驾鹤西去，而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令人悲从中来。

除了这篇碑记，我从《惟于文丛》中还阅知了一些有关绍兴一中的我此前所不知道的人事。如读《徐树兰雕像碑记》，我进一步了解了一中创办者徐树兰先生的其人其事；读《蔡元培赋诗赞故乡》《非常之人，非常之事——瞻仰徐锡麟烈士遗址记》，我知晓了曾担任绍郡中西学堂（一中前身）总理（校长）的蔡元培和绍兴府学堂（一中前身）副办（副校长 ）徐锡麟的名师逸事；读《句句勖够语，殷殷校友情——胡鸿烈先生参加绍兴一中校庆侧记》，我知道了胡鸿烈校友当年在一中求学时，连续在毕业考试和全省会考中夺魁而被誉为“解元公”的壮志盛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机缘巧合，无意间在办公室同事那里看到了这本《惟于文丛》，便急急的要了来细细地读。头脑中留在的老先生的点点滴滴，便又一次清晰可感起来。我想，先生虽然已经作古，但好在有生之年已经看到了这本《惟于文丛》。这书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热爱桑梓的明证。在我看来，人生如此，也足可欣慰和满足的了。正如校歌所唱：蕺山风高，姚江流长，於越文明漱古芳。老先生一生对於越文明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也应该是可以“漱古芳”的。

作者系绍兴一中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