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城向南数里，稽山鉴水脚下，有个叫栖凫的村子，典型的江南水乡民居，小桥流水，水草丰美，常引来凫鸟栖居，故而得来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孕育了一个极具家国情怀的徐氏家族，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笔。清道光十八年（1838），对绍兴乃至中国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徐树兰，就出生在这片蔚然深秀的土地上。

绍兴徐氏，因商业而起家，以“世德作求”立族，数百年来勤勉持家，文脉流传。徐树兰自小学习经商，余暇不废诵读，在大清光绪朝做过兵部郎中、盐运使等，后因母病告归，遂不复出。他是一位开明的士绅，热心于文化公益事业，一生中最突出的贡献，是为家乡捐资创办了绍郡中西学堂（绍兴一中前身）和名传后世的古越藏书楼（绍兴图书馆前身）。

这两件事都是福泽后人、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徐树兰的伟大正在于此。在清末国力式微的大背景下，光绪二十三年（1897），徐树兰身先士卒，捐银1000两，并另外筹得4000余两，仿盛宣怀所创天津中西学堂，在山阴府城古贡院创设绍郡中西学堂，开启了绍兴及浙江近代教育的先河。徐树兰自任校董，“延访中西教习，礼聘督课生徒”，力排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干扰，积极推进新式教育，开设文学、译学、算学、化学等西式新学科，培养了一大批走向全国的文化名人。

历史上自赵宋王朝南移以后，冠冕氏族云集江南，经济繁荣，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到明朝中叶，刊刻行业的扩展使江南的大户人家可以积聚大量的私人藏书。至“嘉靖以降，海宇平定，私家藏书，极称一时风尚”，江南地区不仅聚书繁富，且士族普遍具有好书之雅、敬书之诚、嗜书之笃、求书之切、鉴书之精的特点。而当时筑园成风，普遍的私家园林建筑为图书收藏提供了条件优越而诗意浓郁的文化空间。

对那些旨在建立声望的藏书者而言，他们的目标是拥有万卷书并藏之于室，如宁波的范氏、上海的余氏、山阴的祁氏（澹生堂）等家族。经过数代人的搜集，书籍的数量虽然变得越来越庞大，但知识的流通仍非毫无限制，因为他们致力于藏书的目的主要在两方面：一则自乐自得；二则相期相许。前者着眼于个体，后者则着眼于家族。

山阴徐氏家族早在祖辈即有藏书传统，至徐树兰、徐友兰兄弟而臻鼎盛。彼时国力日趋式微，他们认为兢兢业业地收藏珍本典籍与疆场拼杀同样是功垂万代的不朽盛事。徐家兄弟建有铸学斋、述史楼、融经馆等藏书楼，藏书十万余卷，而且开办墨润堂，自行编订刻印典籍。在创办绍郡中西学堂，大力推广学堂、普及大众教育的过程中，他们更加认识到，教育兴国让更多家境贫寒的孩子有机会接触书籍，不失为人才培养的又一条捷径。于是，徐氏家族立意要兴办一所对公众开放的“藏书楼”。

借鉴国外“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的经验，徐树兰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捐银33960余两，在绍郡中西学堂图书馆“养新书藏”的基础上，置地扩建四进的古越藏书楼。藏书楼建成后，徐家“举其累世之藏书”全部捐出外，还出银购置大量新版书籍及译本、杂志等，包括反映近代科学体系的中外书籍数十类共7万余卷，悉并捐入藏书楼。1904年，古越藏书楼正式对社会开放，绍兴城为之轰动，读书人奔走相告，“海内藏书家皆仿先生之为也”。遗憾的是，徐树兰已于1902年溘然长逝，未能亲眼见到藏书楼的落成与开放。

世德作求，文墨流芳。当我敲下这8个字的时候，想起天一阁主人范钦定的家训中的“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另有：女子不得上楼，外姓人不得入阁，秘而不宣，子孙独享……

“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在藏书”。古越藏书楼之于绍兴学风，历经百十载，至今犹然，在绍兴的大街小巷，乃至乡居村落，随处可见“树兰书屋”的身影。人才之兴，必由学问，学问之益，端赖读书。

在第30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谨以此文，铭记心怀大义、读书办学的先驱者。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