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收拾旧物，翻出一本《续搜神记》。翻到卷五，看到一则故事，大意如下：永和年间，义兴有个周姓之人，骑马出都，带着两个随从。还没到村子，天色便暗了下来。道旁有座新盖的草屋，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子走出门来。周姓男子顺势请求借宿。女子爽快答应。到了一更天左右，外面传来小孩呼喊“阿香”的声音，女子应了一声。接着又听到有人说：“上头叫你去推雷车。”女子便向周告辞。夜里，下起大雷雨。天亮时，女子回来了。周告别后上马启程，看到昨夜住宿的地方，只剩一座新坟，坟前还有马尿和喂马剩下的草料，他满心惊愕与怅惘。五年之后，他真的做了临贺太守。

读罢，我难以分辨书中内容究竟是作者陶渊明的如实记录，还是创作，只是由衷惊叹故事的神奇。东晋永和年间的那个雨夜，刹那间，竟鲜活地浮现眼前。我的思绪不受控制地飘回父亲口中的家族往事。

在我懵懂年纪，这些家族往事就像一把把小小的钥匙，打开了我好奇的大门。如今翻阅《续搜神记》，想着父亲讲的那些家族故事，恍惚间，有一根跨越时空的丝线，将它们悄然交织。

小时候，我爱听父亲讲古。他说祖上有位当县太爷的人，一天，突然辞官回乡。家里人都不明白，找了风水先生来看，先生说祖坟旁一棵树倒了，树杈插进坟里，坏了风水。有人问：“咋倒的？”回说：“被风吹倒的。”父亲却讲：“那天没风。”又补了句：“这是一辈辈传下来的，我也不知真假，家里的传说而已。”

20世纪70年代，绍兴家庭尤其是乡镇的寻常人家，水桶、扁担、椅子、晒箕上，都写着户主名字。我家有一副红漆水桶，上面写着父亲的姓名，但不是父亲的“陶”姓，而是“五柳”。我满心疑惑，遂问父亲缘由。他说家族传说祖先在门前种了五棵柳树，后代便都以“五柳”为姓，还把这位先祖称作“五柳先生”。我那时好奇极了，不明白祖先为啥要在大门口种下五棵柳树，难道不怕妨碍家人进出吗？

我问父亲，过年家族祭拜祖宗时，那位门前种柳树的先祖也要拜吗？父亲说，当然要供着。以前还有画像、牌位和家谱，后来兵荒马乱，吃饭都成了大问题，谁还顾得上这些。父亲说的话不假，生活对普通百姓而言，就是一场严苛的考验。他常讲小时候的事。那时家里人口多，有二十来个人，男丁居多，粮食不够吃，一闹饥荒，每人只能分到一把罗汉豆当饭吃。山上出春笋时，就煮一篮咸毛笋充饥。现在听来，难以置信。

那时只有过年才能畅快地吃上大米饭。这时候，家族主事的大婶长嫂就在厨房忙进忙出，在烟火缭绕的灶间穿梭。而父亲等一群堂兄弟姐妹在旁帮忙。男的挑水冲洗院子，女的打扫客堂后院房间、擦洗桌椅。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1979年我进城读书。由于大家庭人口众多，年夜饭要摆三四桌。两张八仙桌拼起来给大人坐，小桌给小孩子坐。父亲说，那时吃饭用狼吞虎咽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年夜饭开吃前，家族长辈先点上香烛，祭祀列祖列宗包括五柳先生，以及其他神明。

后来我念高中，读到伟人诗句“陶令不知何处去”，听到语文老师讲陶县令门前种五棵柳树的典故，才知道五柳先生就是彭泽县令陶渊明。20世纪80年代初，妹妹在上海读大学，有一位姓陶的老师好奇地问她的族谱世系，还报出自己是陶渊明第几世孙。妹妹很诧异，说不知道呀。寒假回家问了父亲，父亲说家族世代贫穷，没出什么文化人，又赶上兵荒马乱，家谱早就没了，没法考证。后来父亲常提起，家里连饭都吃不饱，哪里知道五柳先生到底是谁，只晓得有一位种了五棵柳树、做过县官后又挂印归乡的先祖，过年拜祖宗时会供着他。

生活历来就像一座大山，时常沉重地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那些或许曾经存在过的事物，会像风中的花瓣，渐渐湮没在岁月的长河里。如今，国泰民安，每逢在报刊上看到介绍陶渊明的诗文，或过年祭祀祖先父母时，心里总会莫名冒出一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这句诗打开了我对家族历史的无尽遐想，也对五柳先生充满深深的怀念与敬仰。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