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群星闪耀时

盛新虹

有人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并将“四唐”的分期比作人生的变化：初唐如少年，天真而稚气；盛唐像青年，朝气而蓬勃；中唐若中年，成熟而深刻；晚唐似老年，迟缓而睿智。以解读金庸小说而创立自媒体江湖“一人一派”的王晓磊（六神磊磊），早于多年前就开始解读唐诗。《唐诗光明顶》一书是“六神磊磊唐诗三部曲”的第二部，从开元盛世写到“安史之乱”，正值恢弘壮阔、气象充沛的盛唐时期。

盛唐诗歌故事的序幕，要从镇江北固山下飘来的一艘小舟而悄然拉开。天要亮了，晨光洒落在船头。洛阳诗人王湾披衣走出船舱，但见眼前青山绿水，一望无垠，江流汩汩滔滔，直奔向天际，不禁胸襟为之一爽。彼时，是唐玄宗的开元初年，正是在初唐迈入盛唐的门槛上，朝野处处万象更新，物候民风都耳目一新。诗人欣然命笔，写下了让他扬名当世、留名万代的《次北固山下》，其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之句，被当时的文坛宗主、宰相张说亲手写成对联，挂于“政事堂”中，“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整首诗氛围春意盎然，格调欢快明朗，意境壮丽开阔，我们仿佛听到诗外之音：大唐的春天来了！同时，这首诗也在向世人宣告：诗国的春天来了！

随着王湾的小舟漂过，盛唐之音已然徐徐奏响。壮盛、明亮的历史时刻，大唐最有魅力的诗人纷纷登场，上演更传奇的唐诗故事。

冲出岭南、征服长安的小镇青年张九龄，号称盛唐最后一位贤相，唐朝诸多诗人中，只有他做到了这个位置。可以说，诗人里面，他官最大；大官里面，他诗最棒。自信，是盛唐诗人与生俱来的基因；坚持，是指人生低谷里的爆发力。这两个关键词帮助张九龄渡过困境，也让他在功业上达到了很高的地步。功业可以有尽头，而艺术没有尽头，把诗歌当作功业一样去追求，是他身上具有的另一种特质，即态度。他不仅提携了半个盛唐的后辈诗人，还给盛唐诗歌留下两样东西，一个叫省净，一个叫深婉——以最节省的语言，表现最阔大的境界；用最简洁的比喻，传达最深远的意蕴。作为一个文学大时代的典范和先驱，张九龄秉承着一颗独立的文学之心，深深影响了那批时代的青年，王维、王昌龄、裴迪、綦毋潜、储光羲、杜甫……

《唐诗光明顶》一书以26章之分，从王湾的小舟一直写到公元770年杜甫病故的小舟收笔。出场的这些诗人，都是巨星。拥有一个少年最好的开场，摩诘公子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从高峰跌落也能活出诗情画意；孟浩然收获了内心的平静，尽情享受着田园的逸乐；谪仙人的紫袍之下，浑金璞玉，然而情商欠费，有志难酬，却在大唐诗坛的天空留下了熠熠生辉的名字和诗句；被后人尊为“诗圣”的杜甫，颠沛流离的一蔬一饭里，装着山川与风物，藏着艰难与深情。他徘徊在盛唐诗人圈边缘，最终逆袭成为时代最强代言人……

“光明顶”寓意最高峰，盛唐诗坛就好比武林大会，聚义堂上，烛焰飘摇、香烟馥郁。如果说王翰写《凉州词》，是开宗立派，是先锋，那么王昌龄就是大将、巨擘，而高适和岑参是边塞诗的双星。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王之涣，没有他，大会根本开不了场。他们当中，有的少年早慧，有的大器晚成；有的归隐田园，有的高居庙堂，有的神龙见首不见尾。人人耀眼生辉，都是高手，却又各具特色，绝不重复。

“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在最兴旺的年代里，在最饱满的时光里，他们或昂扬、或振奋、或倔强、或闲适，不断奔走、徜徉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大地上，尽情泼墨，挥洒才华，写下一首又一首诗歌，一篇又一篇名作。

让我们跟着六神磊磊一起，乘一叶扁舟，跨越千年，与这些名声赫赫的诗人在万千气象的盛唐顶峰相见。翻开这卷帙浩繁的历史中的一页，读懂了盛唐，也就读懂了那些在大时代的沉浮中不断追寻自我的人物，他们人生所经历的高光与暗谷。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左手喝咖啡，右手将进酒

仇士鹏

作为书籍的宝库，图书馆和作家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博尔赫斯曾在图书馆里加冕为“拉丁美洲小说之父”，而在纽约市皇后区公共图书馆，他的忠实读者张宗子也在文学的天堂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旅美作家是他身上鲜明的标签。张宗子在上世纪80年代自费赴美留学，曾在纽约《侨报》工作十多年，任编译和编辑，而后进入图书馆工作。旅美经历馈赠张宗子以丰富的写作素材，这反映在了他的文字中。他在《时光的忧伤：张宗子自选集》一书中解读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在叶芝对女性的神化和颂扬中品味其对茅德·冈“甘愿沉溺”的爱；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绘画里看见自己一如既往的幼稚梦想……他会反复地听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让耳朵在里赫特、吉列尔斯、巴克豪斯等艺术家倾情演奏的不同风味的琴声中流浪，西方文明的基因已深深嵌入他文字的染色体里。

但正所谓，独在异乡为异客，张宗子对生活了多年的纽约，情感上始终夹杂着“客”的色彩。在《关于纽约的几个片段》中，他用“格格不入”作为最后一章的题目。自由女神像、哥伦布圆环、第五大道的夜晚，在他的眼中，要么是丑陋的，要么是令人失望至极的，他产生不了眷恋与爱屋及乌的情愫，相反，他把自己对纽约的印象形容为“无动于衷”。

我想，这份疏离感的根源，在于他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虔诚与热爱。张宗子曾为他的另一本书自序，题目是《传统是无限的自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豁达、宁静和浪漫给予他极大的滋养，让他的文字总是缱绻着浓淡相宜的书卷气。他写沈从文，写苏东坡，写杜甫，也写《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游西湖，民间传说中的伥鬼、夜叉。在《一辣解千愁》中，他说：“我的热爱从不狂乱和痴迷……它淡然，随和，若有若无，时隐时现，简单但却持久，宁静但却固执。”这份骨子里的优雅和从容，不正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最深厚的福祉吗？张宗子说，与庄子对谈是他一生的消遣。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对另一种自由（自由女神像）糟糕的印象了。

不过，在张宗子的笔下，中西文化并不是油水分离般完全对立的，它们统一于张宗子思想的脉动中，在灵感迸发时便信手拈来，于是道教和禅宗的白云悠悠地飘过了纽约林肯中心和时报广场。在《昔游》里，张宗子从李白、杜甫的遇合写到伍迪·爱伦的《午夜巴黎》，又回到高适、李白、杜甫身上，写天才、稳健派和苦吟派的区别，继而联想到天才贝多芬和严谨刚正的勃拉姆斯，正像是李白与杜甫。最后，又从勃拉姆斯脾气、性格的古怪想到孔子与温伯雪子相见后，不发一言的典故，因为“至情至性之人，必有世俗难解之所为”。张宗子在这本自选集的序言里说，读诗和写诗的经历让他的思维和文字都变得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在他跳动的思绪间，东西方的文化底蕴各抽出一条线，共同织成双色的魔毯，带领读者穿越了时间，跨越了地域，真正领略到了文学中“以游无穷者”的自由。

除了仰观宇宙之大，张宗子也俯察品类之盛。他在书中写道：“人把理想和情感寄托于世上的微小事物，这事物因此从自然中超脱出来，进入人类的文化和审美世界。”作家的自觉让张宗子追随着灵魂深处的触动，成了这些将个人美好情感客观化的人中的一员。他写葡萄，写蜡梅，写忍冬，写郁金香，在一件件微小的事物里，抵达了远超想象力和文字表现力的辽阔世界。这是唐诗宋词教会他的魔法吧，在比兴之间，完成了对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的观照。

张宗子在《虎耳草》中写道：“花的背后，是一个仿佛出自楚辞或者南朝民歌中的理想人物，长发素足，倏然而至，倏然而逝。”那么，喝着咖啡，吃着松饼，读着《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张宗子，和一张口，衔住一枚刺槐花骨朵的张宗子，各是什么形象呢？

应当都是宁静、安适、自在，透露着隐隐约约的超然吧。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