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是中国“现代三圣”之一，新儒家代表人物，著名思想家，浙江绍兴人。

父亲曾做过晚清政府的县令，算是个“官二代”。不同的是，那时的中国越是官宦之家，越是重教育。他三岁开始读书认字，四岁到私塾旁听讲课，十岁时，父亲请来当地小有名气的举人郑墨田来教导马一浮。但仅仅过了一年，郑墨田就递上了辞呈，并非马一浮顽劣，而是老师觉得他过于聪慧，自己无力教导，从此父亲当起了马一浮的老师，但是渐渐发现与其教他还不如让他自学。自此，马一浮再也没有拜过一位老师，也未进入任何一所学校，全靠自学成了一代国学大师。

马一浮推崇国学的道路可谓坎坷。

民国初期，教育部取消了读经讲经，废除了八科之首的经学科，然而在马一浮看来诸子经典是最能“修心”“培国本”的学问，于是他向教育部部长蔡元培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恢复“读经讲经”，二是“设通儒院，以培国本”。然而他的建议在当时新文化领袖蔡元培看来“不合时宜”，便予以搁置，马一浮见状立即请辞离开教育部。

离开教育部的马一浮随后来到新加坡，看见自已对教育部的建议，在这里居然成了现实。他心情复杂，既赞扬新加坡“可谓能知本矣”，又感叹在中国“礼失而求诸野”，无视自家传统文化瑰宝，反而到处盲目追求没有长远价值的西方文化。

然而真正使他从一个激进青年成长为国学大师的，是1903年他到达美国的那一刻。他剪掉了辫子并改穿西装，从外表上与旧时代彻底决裂。他阅读大量西方思想著作，然而越是博览群书，越是更加确信，西方思想不能真正拯救中国。因为只有传统的中国文化才是修心之学，才能真正树立起一个不倒的民族。

留洋归来的马一浮隐居西湖广化寺，青灯素食、潜心研读历代国学著作，用了三年的时间苦读了清代巨著《四库全书》，阅读历代诸子文章七千多册，深入研究佛学，通晓三藏十二部。他曾发起组织过“般若学会”，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出家就是受到他的“接引”，使其由一名学兼中西的文艺全才，转变成为一心向佛的虔诚教徒。

经过苦心钻研，他编纂了《泰和会语》和《宜山会语》两部著作，让后世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国学，如何去认识真正的国学。所谓“国学”，即是“六经”，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是中华文化价值伦理的源泉。其高明之处在于，把“国学”定义为“六经”，可以跟教育相结合，进人现代教育体系，大力推广。

作为一名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马一浮认为国学包含了人类所有时代的内容，蕴含着真善美的永恒价值，他努力使这种文化精神推及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之流失，以中华传统文化之道，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

幸运的是，现今的国人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力量，意识到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是真正的皈依。今天对马一浮国学的重视，也是国民思想价值体系回到正轨的表现之一。

1967年，马一浮因肺病与世长辞，同为“现代三圣”的梁漱溟为马一浮的追悼会发去的挽电中，称马一浮是“千年国粹，一代儒宗”，也有学者称其为“继王阳明之后的大儒”。而在马一浮自题的墓志铭中，他认为自己的学问不足以留名，自己终其一生已尽力与儒墨同流，已能放心归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