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上的初阳》

副刊如何破圈

孙端人

报纸副刊如何破圈，这是在读《西湖上的初阳》一书时想到的一个问题，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杭州日报副刊五十年》，说的就是副刊的事情。

首先要承认副刊是有个圈的，传统副刊，如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晚报类副刊为例，如当年的《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那副刊上的文章，大多是散文随笔，包括杂文，还有诸如历史掌故、讽刺幽默，漫画，间或有小小说和诗歌，还有就是书评一类的，一度也有短的报告文学或叫纪实的。

了解一点副刊史的都知道，报纸的副刊原来是叫“附刊”，有的也被称为“报尾”，即新闻之外的附赠版面，或放在报纸最后的。在中国，要讲起报纸的副刊史，那是跟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相关的。副刊圈的形成，跟新文化新文学圈的形成几乎是同步的。现在我们细数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他们的成名几乎都是跟副刊密切相关的，而且众所周知的，绍兴人孙伏园当年就有“副刊之王”的美誉，因为他就是鲁迅《阿Q正传》的“催生婆”。

某种程度上说，当时副刊圈和作家圈是基本重合的。但是后来，特别是新千年新世纪之后，文学好像变得越来越阳春白雪，而报纸的副刊则越来越倾向于下里巴人，这中间也有过一段蜜月期的，即新世纪前后的几年，有作家写副刊的专栏热，但这个也就热了几年，如以《杭州日报》副刊为例，1994年到1999年较为突出。

而现在要说到副刊如何破圈，我以为最大的破圈，就是从报尾走向报头，从风花雪月走向迅速变化的时代和社会生活，这是《西湖上的初阳》一书所展示给读者的，虽然风花雪月也是副刊的应有之义，因为那同样是表现人们的美好生活的。

《杭州日报》副刊的破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表现城市的重大工程，表现城市的变化。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具体是从1982年开始的杭州中东河改造，那个时候的副刊，可以说是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比如有对于中东河历史的钩沉，其中有提到历史上的地方官员对这两条河的疏浚，特别提到苏轼的做法和功绩，这当然仅仅是背景式的介绍。更多的是作家和诗人直接到工地到现场去采访采风，由此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就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杭州气息。

二是记者主动出击，撰写有关社会现象和城市热点的深度报道，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变化尤其明显，如描述1993年开始的杭城电波之战，这显然是一种破圈越界之举，因为如果从本位的角度说，这是人家电台的事情，而且你好像是在帮人家“吆喝”，然后就是“纪实”“纪事”“备忘录”不断出现，而且是由副刊的记者去写这一类稿件，而不是由新闻部、社会部的记者去撰写，这就多了不少的可读性，且具备了一定的深度。

三是敏锐地捕捉到文风诗风和审美观及文艺思潮的变化。如在1980年，朦胧诗刚刚在中国大地上露头，当时《杭州日报》副刊刊发了本地一位作者的一首小诗，即刻引发争论，副刊就刊发了这些争论文字，开始了百家争鸣式的讨论，让作者和读者畅所欲言。

以上列举，就是三种破圈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副刊已经呈现出跟以往不一样的情况，因为以前只要管好副刊的一亩三分田即可，按照栏目来编版面，我是书评，你是影评剧评，然后他是诗歌散文，大多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意思，不管社会发生多大的变化，也不管头版头条怎样的变化。而凡遇重大题材，总是新闻记者去撰写特别报道，文艺记者和副刊编辑只管文艺和副刊，而不去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篱笆开始拆除，田垄沟壑开始平整，副刊编辑常常冲到“正刊”上去，这不是说去抢新闻抢报道，而是去做出有别于新闻的那种深度报道，这可能不只是《杭州日报》副刊是这样，不少报纸都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杭州日报》的副刊作品除了能获副刊奖之外，更能获中国新闻奖的原因所在。

作者系著名诗人

《山水辩证法》

在探索中留下印痕

边建松

张雨晨是我指导草塔中学逸园文学社时的社长。他大学读导演系，让我有点惊讶——诗歌与导演有什么联系？然后，他在专业诗刊发表一些诗歌，创办了《马赛克诗刊》，我感到他颇有“啸聚山林”的意思。他大三开学后则推出了第一本诗集《山水辩证法》。

我理解中的诗歌，是抒情的，是有由象到意的脉络的，是富有中国汉语的流畅感和审美感的。读完了《山水辩证法》，我感到我所认知的诗歌和他们认知的诗歌有些距离——陌生的话题，陌生的构架，陌生的语言流动。看他那些标题，如《柳絮简史》，难道要展开柳絮萌芽、壮大、涅槃的铺叙？又如《杭绣指南》，难道要写一份关于杭绣的诗意说明书？读下来，内容驳杂，意脉难寻，仅仅感到朦胧中有点“异质”之光。其实这种借用其他文体、其他学科掺入诗歌的写法，源自北京大学的臧棣教授，他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诗歌植物学》，里面充满了《茉莉花简史》《郁金香入门》《芦笋丛书》等诗歌标题，如此诗歌写作结合学术研究，当然也扩大了诗歌写作的可能性，但其他诗人若去大量模仿，我是不太赞成的。

读张雨晨的诗集，我感到有比较深的两个印象，一是内容上，一是表达上。从内容看，因为他年轻，所以诗歌少有历史、社会的见解，多的是因青春而横溢的感受：“伪装色已经平衡了现实和虚构”（《西湖执笔》）。关于西湖，白居易、苏东坡笔下的江南韵味，在新生代诗人笔下荡然无存，“伪装”一词多多少少显出了青春的莽撞和不屈，“平衡”一词则让自己的内心如鲁迅描写的小溪一般浅近直白。我倒希望看到他的西湖有张苍水的刀光剑影、有白娘子的颠倒梦想、有北山路的民国烟云。没有历史，西湖不够厚。这样，导致他的很多诗歌，意象密度大，略显凌乱，有将顺手摸到的东西都摸一遍的感觉：“长喙品尝完消散的炊烟，夹杂沙月/在诗行里抖落雪白的蓑毛，视作星尘”（《夜行白鹭》）。炊烟、沙月、蓑毛、星尘，有实有虚，有远有近，有人间清欢，也有宇宙浩渺，他就用“长喙”将这些意象混搭在一起，组合成为一个奇妙难言的诗境。也许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意境会更纯净。

如何让表达具有个人特色？张雨晨进行了语言尝试。我发现他往往隐匿主语，让动作留下空白，让读者在行间去艰难把握。“我存在的境地将在怀念中增生忧伤/关于阳总海的回忆，是在神圣的衣钵之褶皱/迷路之后还是持续迷路，深刻的远征/不能轻易触及地表。顾及刹车零件与水塘泡沫/归根结底还是缺乏观察，仅在观看中就想拥有真理/抛开符号，在黄昏冲出天域的时刻，将石头放入蘸水/然后将昏迷的雨，满口答应。”（《出云南记》）除了第一句有个主语“我”，余下那些诗句都缺少主语，让读者难以理解句意，比如谁“迷路”？什么“抛开”？哪个“满口答应”？说实话，我无法认清这一系列动词的发出者；在我看来，“然后将昏迷的雨，满口答应”这句子，甚至不符合纯粹汉语的表达。现在很多诗歌作者尤其是新生代作者，不惜违反规则意欲营造一种新的语境，我认为这样的创新不可取。保持当代汉语的纯洁性，是每一位写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张雨晨的诗歌还是值得一品的，比如他起笔颇不凡，有平地响雷之感。“蝴蝶不再依靠潮湿的空气”（《环城图》），大场景靠小细节徐徐铺开；“富春江何时能复刻这动态的魄力，挥笔直下/总结峻奇遇雄伟”（《富春山居图》），这样的富春山注定只有黄公望才能描绘啊。所谓起笔，就是整体构思后如何写好第一句。也因为有如此类似的种种优点，张雨晨才能在众多新生代诗人中跳出来。

作者系诸暨市草塔中学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