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来，我常常想起父亲。尤其逢年过节，思念难以释怀。仿佛我们父子还像平时那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一些家常琐事，或各自沉默地抽着烟。回过神来，我才发现父亲已经离开我们10多年了。

上世纪30年代后期，父亲出生于绍兴城内新河弄的一个小商家庭，是家里的独子，备受呵护，但也承载了祖父母过多的希冀。上世纪50年代初，初中尚未毕业的父亲，瞒着家人报名考上总参谋部直属测绘学院。毕业后，成为我国第一代测绘兵，长年在野外从事国境边界测绘工作，曾进西藏、入新疆、下海南，足迹遍布边境各省（区）。上世纪60年代末，父亲转业回绍兴。后响应国家“科技归队”的号召，放弃优越、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调入浙江省测绘局，再次从事野外测绘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为顺应绍兴建筑大市发展的需要，绍兴着手筹办城乡建筑职工中等技术学校。一天，时任绍兴建工中专主持筹建工作的副校长，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打听到我父亲正在休假，特意赶来我家，急切地向父亲介绍筹建学校的情况，谈及学校需开设测绘专业课程，问父亲可否回绍执教？父亲不作多想便爽快答应了。这样，父亲再次回到家乡，做起了教书匠，直到退休。

10多年前初夏的一天，身板一向硬朗的父亲因咳嗽去医院检查，谁料竟得了恶性度极高的晚期肺癌。我清晰记得，父亲在住院后期，得知已是肺癌晚期时，竟然对我说：“不要治了，回家去吧。既然患了绝症，何必浪费医疗资源。”在他弥留之际，小妹从香港赶回探望，她不停地接听电话，父亲艰难地摘下氧气面罩，似乎用尽全身的力气说：“你们都回去吧，工作要紧。”之后，再也没有张口说话了。

“工作要紧！”竟然成为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的话。

小时候父亲留给我的记忆，恰似鲁迅先生《五猖会》中那段父与子的文字：看社戏的船要开了，已经神游于社戏热闹场景的少年被不苟言笑的父亲指令背诵诗文，这种近乎恶作剧式的严厉，让少年内心的愤怒和反叛无以言状，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屈从。对这段文字的共鸣，缘于我也有一位不苟言笑的父亲。军人出身的父亲，对我们的严厉在街坊邻居中是出了名的。他长年在外工作，一年中难得回家一次，印象中的父亲总是严肃有余，温情不足，即使在难得相处的日子里，父亲也总像猫逮老鼠般紧盯着我，而我总像老鼠躲猫一样避着父亲。以致最后我常常渴望父亲早点结束探亲假，可以免受严厉的管教。如今，我自己也早已为人父了，我终于明白，这是希望子女成才成器，以便长大后能够独立地去面对社会的现实。

“严”自然就成为父亲所认同的唯一的教育方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古今中外所有严父对待子女教育所采取的共同教育方式。今天我明白这个事理时，父亲已经不在了，让父亲再次严厉地管教自己、与父亲多待一会儿的想法已经是永远的奢望了。这样想来，天底下的儿女的心也是相通的，年少时想拼命挣脱父亲的管教，而当父亲永远离开时，却想到了父爱如山重。现实里，明白事理总比生命现实要慢一两个节拍，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父亲那一代人，有他们那一代人的追求。这种追求，在我今天看来，是很纯洁的，少有功利性。父亲未满18周岁，即被授予少尉军衔，可谓年少得志。但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他三次申请入党，均遭组织回绝，原因就是我们有“海外关系”。这是他一生的痛，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直到晚年，父亲对此还耿耿于怀。对于这种“耿耿于怀”，我以为正缘于内心有追求、有信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开放后，这个曾让父亲理想受挫的“海外关系”，由避之唯恐不及的臭泔水一下变成了人人趋之若鹜的香饽饽。而这时的父亲依然是那么的冷静，我知道趋炎附势那是父亲所不屑的。他的那份由骨子里流露出来的冷静，着实让我暗暗吃惊。

父爱如山。这种爱，不是手拉着手的感觉，它悬在空中，但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不是甜言蜜语的呵护，它是投射在心中的看不见的暖流。人生里，少不了手拉手的有形之爱，但更需要阳光式的无形之爱。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