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9日清晨，家门口木壳舌簧喇叭里“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突然响起了哀乐声，正在刷牙的我心头猛地一震：“哪位领导人又去世？”……十几秒钟后，男播音员低沉、悲痛的声音带来了惊天动地的噩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不幸昨日逝世了！”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屋门下静静听讣告，顾不上回屋里洗脸，在循环播放的哀乐声中，内心充满着悲痛和恐惧。高中毕业整整一年来，政治风云诡谲变幻，中国社会陷入人心叵测、毫无温情的冰河之中。

高中毕业后，我四处找活打工。建德寿昌砍树桩，轮船码头扛盐包，小江桥下拉柴车，仓桥直街挑井水，冷冻厂里包青豆，东体厂里挖土方……什么苦累脏的活都愿干，只要每天能换来两斤米。离开学校成为居民，粮食定量从35斤减到29斤，更加不够吃。当时清道桥朝阳饭店附近有个神出鬼没的“黄牛”别动队，“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上、下午各有一次巡察，活动规律被“黄牛”们摸熟了，因此那一带交易比较好做。母亲每月需从“黄牛”手里换回15斤面额的粮票，才能基本填饱我的肚子。当时黑市的行情是：粮票1元3斤，早籼米5角1斤。也就是说，即使我天天能打上短工，做个“鸠山（九三）先生”（挣1元交7分钱管理费），每天也只能勉强挣到两斤米或3斤粮票的钱，何况更多的日子我都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想做个短衫帮也被人拒之门外。这不，好不容易找到塔山中心小学代课老师的活，才当了一个月的孩子王，发工资那天，总务处主任告诉我：“不好意思，你的代课金领不出。按照绍兴县革委会的规定，无留城卡的青年不能当代课老师。”罢罢罢……

噩耗来临的那几天，我正在绍兴光明电池厂火灾遗址打小工，为砌地基的石匠们拌混凝土。两块铁板四把锹，零下四五摄氏度的寒风里挥汗如雨，卫生衫裤都脱掉。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在一件现代工具都没有的条件下，靠一把铁锹，要把整车整车的黄沙、石子和几十包水泥搅拌成混凝土，倒入那一个个被称为“漏底洞”的墙基里，我们4条不到20岁的汉子流了多少汗、手掌上结了几层血痂？直到如今，我双手老茧依然、两臂肌肉仍健，俯卧撑一口气还能做50多个，双腿伸直摆直角能持续1分钟以上，单杠引体向上还能拉10多下。这算是艰苦磨炼的收获吧。

冬天暗得早，为了回家途中赶到东街邮局门口报栏阅读报纸，我向工头提出中午不休息傍晚早点歇的要求。工头虽然不理解但也同意了。邮局报栏里党报齐全、门类众多，一字排开有十几种报纸，没有两个多小时读不完。有一回看到《浙江日报》副刊“红烂漫”上一篇知青的散文很动人，但读到半处天便黑了，很是可惜。我便向收放报纸的老师傅说：“反正你这报纸隔天也成废纸了，这样好不好，我每天傍晚替你擦报栏，一定擦洗干净，你把报纸给我，第二天还你，再换当天的。”老人家一听很高兴：“好咯，还有啥话？报纸你拿去看，明朝还我，我仍旧好卖铜钿咯。玻璃窗归你揩清爽。”他高兴，我更高兴，每天花一刻钟便把各报窗擦得煞清爽。吃了晚饭，25瓦白炽灯泡往下一拉开关线，那十几份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的报纸，犹如夜夜深谈的恋人，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空虚又渺茫的黑夜。在那个年代，除了看电影，唯有读报纸和小说才让我有开心的时候。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养成了摘抄报纸、后来是书籍警句的习惯。在46年前那个比今年冷得多的寒夜里，怀着沉痛而敬仰的心情，我一字又一字、一篇又一篇地摘录下全世界人民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悼念之言、怀念之情、崇敬之意、感恩之心。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