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虽然身处江南水乡的腹地，吴侬软语，山幽河清，但一直怀抱卧薪尝胆的刚烈之志，深藏金刚怒目的血性禀赋。这种刚柔相济的精神、傲骨禅心的品性，既构成了绍兴在地域上的独特文化气质，也哺育了此地成长起来的无数壮怀之士。“鉴湖越台名士乡”，鲁迅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读鲁迅，很多时候，我总觉得，其实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读绍兴，读地域文化意义上的具象化的绍兴。从未庄、鲁镇到S城、S会馆，在鲁迅的笔下，绍兴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鲁迅观察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鲁迅展示思想和情感的一个核心舞台。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极为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著述始终与中华民族的精神维系在一起，鲁迅的名字始终引导着中华民族文化前进的方向。他以无与伦比的深刻思想和永不妥协的铮铮傲骨，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座至今仍无人能够超越的高峰巨峦。他一生的著述，诚如蔡元培所言：“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到的，他却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然而，在天才和学力的背后，让我们念念不忘的，还有绍兴这一特殊的地域文化精神，同样对他的心魂给予了巨大的支撑。

每个人的故乡都是他的精神原乡，因为每个人都是在特定地域中成长起来的文化载体，他永远也无法摆脱或超越其地域性的文化记忆。绍兴，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意义上，赋予了鲁迅永不屈从的灵魂和刚柔兼济的气质。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就曾提出，影响艺术创作的重要外部因素有三个：种族、时代和环境。虽然丹纳将环境仅仅圈定在自然环境上，包括气候、自然风貌等客观因素，而将社会环境中的风俗伦理及现实秩序等纳入了时代因素之中，但从整体上说，他显然意识到了地域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至少包含了三个重要的内在元素：一是地域的自然风貌所形成的特殊人文景观，如鲁迅笔下频频出现的水乡和代步的小船；二是地域之中所蕴藉的语言文化习俗和人情世界；三是地域之中所形成的人们普遍具有的文化性格。这三个重要元素，对于作家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童年记忆会对一个人的一生形成内在的规约。在鲁迅的作品中，我们既可以从《故乡》《祝福》《在酒楼上》《药》中体会到江南冬天阴郁潮湿的彻骨之冷，也可以在《社戏》《孔乙己》《阿Q正传》《风波》里品味出各种特殊的地域民情和文化习俗，并让我们看到乌篷船、乌毡帽、绍兴酒、茴香豆、油豆腐、目连戏等元素所构成的独特的日常生活。它们是鲁迅随手拈来的细节，却折射了鲁迅内心深处的故园情结。可以说，绍兴的地域文化，早已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在鲁迅的血脉之中，使他在写作之中，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向故乡发出邀请。

作为鲁迅心中的精神密码，绍兴尽管给他带来了太多复杂的心绪，但是也构成了他一生的创作基调。“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在小说《故乡》里，鲁迅曾不无悲凉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其中的爱意与忧伤、温暖与苍凉、亲切与疏离，隐秘地熔铸在一起，让人内心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无奈。文艺心理学认为，作家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都是向童年的记忆发出召唤。所以莫言无法抛弃高密，迟子建无法离开黑土地，库切没办法与南非割断精神上的脐带，奈保尔也没有办法遗忘加勒比，余华甚至直接说，他只要写作，就是回家。因为作家们的成长，尤其是他们与世界建立关系的最初记忆和经验，都是源于这种独特的地域性。这也是为什么鲁迅的笔下会频繁出现鲁镇、未庄、S城等地域空间的缘由。所以读鲁迅，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读绍兴。

自古而来，“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江南的温润，给了绍兴一副温文尔雅的面容，却赋予了绍兴人一个不屈的灵魂。所以当鲁迅面对故乡，总是深陷于爱与怨的缠绵；从阿Q、孔乙己、豆腐西施、九斤老太，到祥林嫂、闰土、华老栓、夏三爷，无不饱含了鲁迅深切的体恤和无助的忧伤，以至于他最后发出了“一个都不宽恕”的呐喊。“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今天，当我们坐在咸亨酒店的条凳上，喝一碗绍兴酒，嚼几颗茴香豆，再细细品味毛泽东对鲁迅的这段评价，仍然觉得余味深长。

鲁迅是绍兴魂，也是民族魂。

作者系鲁迅文学奖得主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