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两“京”，江南一“海”。

然而，两“京”一海，三大都市的发展史上，洒下了多篇绍兴的故事，留下了多位绍兴名士的脚印。

上海的崛起，为一群困在浅水泥潭而无法大显身手的绍兴人提供了任其畅游的大海。

首先是蔡元培于1902年在上海与蒋智由等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又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1904年，时年37岁的他在上海与乡人陶成章发起成立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并任会长，次年又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上海分部主盟人。他高举光复会和同盟会两面大旗，凝聚了家乡各路反清力量，汇集了家乡绍兴一批革命中坚分子。

追随蔡元培并在光复会任副会长的陶成章，是该会实际上的领袖，同乡徐锡麟、秋瑾以及章太炎、张恭、徐顺达、赵声、柳亚子、陈去病、熊成基等反清志士先后入会。陶成章曾两度亡命日本，转赴南洋，宣传民主革命，筹款资助国内革命，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很大贡献。

上海两幢老屋记载了两位绍兴伟人在上海活动的历史镜头：思南路73号是1946年7月至10月间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代表团是来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一处寓所在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墓、上海鲁迅纪念馆和鲁迅坐像，都坐落在离此故居不远的虹口公园内。

周恩来与上海的感情远非一时，早在1920年代，他就在上海这片土地上大笔大书地谱写了革命斗争的篇章。1925年1月，他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1927年3月，他亲自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11月，他调到上海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周恩来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十六年（1927）9月，鲁迅离开广州赴上海。他来上海后，先后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的排头兵。自1927年到1936年在上海生活期间，鲁迅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被誉为“匕首”“投枪”的杂文；领导、支持了“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了很多青年作者……

1932年10月12日，鲁迅写下幽默风趣、寓意深刻的《自嘲》一诗，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坦露了自己的坚定立场：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在开埠之后被称为“十里洋场”的上海，创造出了具有兼收并蓄、土洋结合、中西合璧特点的“海派”文化，使以江浙为主的各地画坛高手等文化艺术界名流纷纷携艺流入沪上，催生了海上画派。在绘画史上被认为开海上画派先河的两位先驱，一为绍兴人赵之谦，一为虚谷，而海上画派在前期又以绍兴人任颐（任伯年）为高峰，晚期则以吴昌硕为巨擘。

前往上海这座冒险家乐园献艺求生的，还有绍兴两大剧种——绍剧和越剧。两大剧种在各自的成长发展过程中，都有一番艰难起步、大起大落的经历，更都有过走到谷底、山穷水尽的时候。遗憾的是，绍剧由于拒绝改变自身的刚性，不能与海上文化相融合，最终退回本土本乡。但越剧凭借它的柔性，因地制宜，入乡随俗，得到了上海海派文化的承认和容纳，华丽转身，成为海派文化的一个组成元素。以袁雪芬为首的越剧名伶“越剧十姐妹”声名鹊起，进一步推动了越剧跃入巅峰时期。

作为著名导演、编剧的绍兴人谢晋，少小随父母迁居上海。他以《女篮5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影片，成为中国影坛上一位成就卓越的大师。他的每一部影片都称得上真正的艺术、永恒的文化。

上海有一条最具“书卷气”的文艺小马路，起初名为爱麦虞限路，1943年改名为绍兴路，并沿用至今。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学林出版社等先后入驻绍兴路，绍兴路遂有“出版一条街”之称，沿街云集着众多出版社、书店、画廊、特色咖啡店。而由绍兴人开办的出版社，却云集在四马路（即福州路）上，其中最著名的有：绍兴人沈知方创办的世界书局，绍兴人章锡琛创办的开明书店，还有一家独一无二专事出版武侠小说的励力出版社，则是绍兴人刘慧臣创办的。这些出版社闻名当时而且影响深远。

绍兴为中国钱庄业发祥地之一。清乾隆年间（1736-1795），绍兴人赴上海开辟钱庄业获得成功，“以后逐渐推广，独树一帜，遂为上海钱业发起的鼻祖”。此后，绍兴人在杭州、上海开设钱庄者与日俱增，形成“绍兴帮”，或与宁波帮合称“宁绍帮”。

绍兴酒与上海有着千年的渊源。《宋会要辑稿》记载着专门管理酒业和征收酒税的“上海务”，“上海”这一地名首次见于书册正是由于这个“上海务”。据《上海县续志》中记载：乾隆年间，浙江绍兴人王某在上海东门外的里咸瓜街开了一家宝裕酒店，销售方式有堂吃和批发兼零售，是上海见于著录开设最早的经营绍兴酒的酒店。

1917年《申报》形象地概括道：“绍兴酒品质之美，为我国百酒之冠，自古有酒王之尊称，嗜之者极众，畅销极广。”1925年《时事新报》对上海黄酒消费论析道：“上海普通所饮之酒，绍酒为上，宁波酒次之，本作酒饮者甚鲜。”即便到了如今，上海依旧是绍兴酒的重要集散地。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