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影响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它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值得骄傲的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我们绍兴颇为有缘，因为至少有五位绍兴名人亲历了事变，并且在其中担当了各自不同而又十分重要的角色。

周恩来

作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处理西安事变代表团的团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者和实施者之一，是一位在当时国共双方阵营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说，没有周恩来就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没有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周恩来在这场事变中发挥的第一个作用，是事变前冒险与张学良进行了秘密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对抗，一致对外的共识。

周恩来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肯定和支持张学良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率中共代表团至西安谈判，对张、杨逼蒋抗日这一行动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对张学良说，只要蒋介石接受抗战，红军方面完全同意放蒋回南京。张学良感到有了红军强有力的支持，天不会塌下来，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周恩来发挥的第三个作用是说服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一些高、中级军官同意放蒋回南京。当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阻力相当大。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一些高、中级军官想不通，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向他们分析当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并指出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同时以卓越的见解，说明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必要性，使得这些军官心悦诚服，佩服共产党的宽宏大量和远见卓识。

周恩来发挥的第四个作用是参与与南京方面的和平谈判并在其中起主要作用。在谈判桌上，周恩来坚持原则，义正辞严，说得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宋子文、宋美龄无言可对，只得表示接受西安方面提出的八项主张，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2月24日，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在周的教育下，蒋介石不得不表示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蒋鼎文

诸暨市籍国民党将领蒋鼎文是西安事变的关键性人物，是事变从发生到结束的全程参与者，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是和平解决事变的有功之臣。

1936年12月8日，蒋鼎文赶到西安，蒋介石让他即时出任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以架空不愿与红军作战的“副总”张学良之位。这实际上成了“西安事变”的直接导火索。12月12日事变发生后，蒋鼎文等10余名国民党军政大员被张学良、杨虎城拘禁扣押。但蒋鼎文很快被选中作为蒋介石、张学良的特使，带着蒋介石给宋美龄和何应钦的信函，从西安飞往南京，向南京国民政府传递信息，呼吁国民党在军事上暂停轰炸和进军西安，使宋氏兄妹等组成的“和谈核心”在与“讨伐派”的对话中暂时占得上风。与此同时，蒋鼎文还在各种场合与他的朋辈同党、黄埔将领介绍西安的真实情况，尽可能阻止战火燃烧。此后，又再返西安谈判调停，多方斡旋，化解矛盾，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邵力子

西安事变发生期间，越城区陶堰籍的邵力子也在西安。1933年至1936年期间，邵力子在陕西任省政府主席一职，他同情和支持西安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

12月12日夜事变发生时，邵力子作为国民党要员也一度被拘禁，但他认为，“西安事变的目的是要逼蒋联共抗日，是进步的、革命的行动，绝不是叛逆的行为。”12月13日，蒋介石要求张、杨同意他与邵力子见面会谈，邵力子就趁机对蒋说：“委员长还应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他们（指张、杨。笔者注）的要求似乎可以考虑。”而后，他就努力协助周恩来、叶剑英等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邵元冲

在西安事变中中流弹身亡的国民党要员邵元冲是柯桥区漓渚镇人，当时他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

西安事变前夕，邵元冲代表国民政府，前往西安祭扫黄帝陵，由邵力子陪祭。12月12日夜发生事变时，邵元冲及陈诚等国民党高级人员均住宿于西京招待所。杨虎城所部第十七集团军围城搜索时，他不明事变真相，在心慌意乱之中突然跳窗，企图越墙逃跑，被十七路军士兵开枪打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年仅48岁。

祝绍周

1936年前后，时任国民党陆军中将的柯桥区平水镇人祝绍周正率部参与西北防务。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曾指挥部队率先占领潼关，并请派飞机控制西安上空，对国民党亲日派欲进攻西安发动内战，以置蒋介石于死地起到抑制作用。西安事变后，他也曾受命参与谋划囚禁、审判、“管束”张学良事宜，是蒋介石的亲信之一。

（内容来源：柯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