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的诗词人生

焦雅君

在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方面，叶嘉莹先生成就之高是众所皆知的。叶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心底对古典诗词的热爱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很小的时候，家里人就教她识字、辨平仄、分四声、吟诵与作诗。《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与很多传记不同之处在于，书中的诗词像海滩上的珠贝一样，在让读者感受到美的同时，也串联起叶先生“多难、真实而审美”的人生。

叶先生著作等身，她讲授古典诗词的数十部书籍广受读者欢迎，但是对叶先生自己的诗词与人生，读者知之不多。从20世纪初走来的学者、作家、诗人纷纷凋零，他们的情感与生命逐渐湮灭在历史的氤氲中。《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勾勒了大时代与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留住了一抹独特的文化风景。

书中，鲐背之年的叶嘉莹先生用诗词来讲述自己坎坷的人生——北平的生离死别、海外的丧女之痛……在多舛的命运中，以诗词创作、研究蜚声国际；在国难家仇面前，独有一份“士”的情怀与担当；在与诗为伴的沧桑岁月中，历练成美丽的星光。

在代序中，叶先生说：“我不像写《城南旧事》的林海音以及写《洗澡》和《干校六记》的杨绛先生记忆力那么强。她们能够把许多故事、人物的细节都记得很清楚。我一生漂泊，现在回首从前，真是往事如烟、前尘若梦。很多详细的情况我都已经追忆不起来了。不过幸而我有一个作诗的习惯，我内心有什么感动，常常用诗词记写下来，我的诗词都是我当时非常真纯的感情。”

在书中，叶先生写道：“我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之后，我的女儿也遭遇不幸。没想到，我一生的磨难还不够，垂老之年，还给我这么大的打击。”经过这一次大的悲痛和苦难之后，睿智、豁达的叶先生感悟到，把一切建立在小家、小我之上并不是她终极的理想和追求。挫折不曾将她击垮，她说，读诗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培养一颗美好活泼的不死心灵。“我的人生不幸，一生命运多舛，但从诗词里，我就能得到慰藉和力量，有了诗词，便有了一切。”

坚强的叶先生从“小家、小我”中勇敢地走了出来，在海外她表示：“我要回国教书，要把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把古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达给下一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叶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阅读了大量西方文艺理论著作。与西方研究古典诗词的学者海陶玮等人的交流、合作，推动了她在古典诗词研究领域对中西精神加以融会贯通。

读《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一书时，我折服于叶先生的诗词理论水平之高，以及自成一家的诗词哲学。叶先生在讲诗词的同时，也是在讲自己的人生。诗词对叶先生而言，不是单纯的研究对象，而是物我合一的境界。她时常信手拈来，自成佳句，这是一般研究者所缺乏的。例如，她写道：“我的人生正是王国维先生词中所讲的‘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我的老家就在北京西单牌楼西边，民族饭店的斜对面，所以是‘旧居犹记城西宅，书声曾动南邻客’，我吟诗背书的声音感动了许先生，他是南邻客。”

此外，叶先生还是较早在海外传播中国古典诗词文化的学者。据书中回忆，那个年代还没有那么多亚洲人到温哥华，很多人没有一点点中文背景。那时在讲解中国古典诗词时，虽然她的英文不是很完美，但是她把她的感情都投入进去了。她认为，古今中外，文化虽有不同，但人心的基本情意大多是相通的。所以只要把那些基本的东西，把诗歌里感发的生命讲出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是会感动和接受的。

叶先生是学生眼中要眇宜修的“湘水女神”。我想对于虚名，她是从不看重的。她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当老师，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从教七十余年，她感慨道，希望有一天我的生命是结束在讲台上。

叶先生从不空谈，也不喊空口号，她用一生的时间在做诗海的摆渡人，是无数人航行的灯塔，她使我们国家古老的诗词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她在讲自己的诗词时说：“等到沧海变成桑田，要等到哪一年呢？现在就试一试在沧海之中种下桑田吧！我就是要在沧海之中种出桑田来……”这何尝不是叶先生“为往圣继绝学”的人生写照呢？

（作者系中华书局编审）

鲁迅与嵇康

那秋生

鲁迅最关注的是魏晋时代的乡贤著作，他的校本《嵇康集》被公认为最好的传世集子。校辑古籍是一件十分繁琐艰难的工作，需要踏实的态度，极大的耐心，坚强的毅力，清醒的头脑，高超的鉴别能力，广博的知识和滴水穿石的精神。此书鲁迅前后共校了十遍，从1913年10月到1931年11月时断时续，用以校勘的刻本五种，参校书十余种，订其讹脱，存其本真，留下亲笔抄本三种，批校本五种，终成泽及后世的《嵇康集》十卷精校本，十余万字。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是鲁迅整理研究古籍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原因。

鲁迅于魏晋人物中特别关注嵇康，固然由于他是一位具有异端性的竹林名士，他又是一位已经迁徙却不忘根本的会稽同乡。鲁迅在辑录的《虞预晋书》中注释考证“嵇康”条说：“康家本姓奚，会稽人。先自会稽迁于谯之铚县，改为嵇氏，取‘稽’字之上，加山以为姓，盖以志其本也。”在如此精细而缜密的研究中，鲁迅已经看透了嵇康的全部精神结构与学说风格，并且在长期的阅读鉴赏中也被熏染，逐步建构成自己的人格与文风。

学以致用，鲁迅的文风同嵇康一脉相承，正如刘半农的赠联所曰：“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唐弢也说：“鲁迅是由嵇康的愤世，尼采的超人，配合着进化论，进而至于阶级的革命论的。”鲁迅曾用过一个“康伯度”的笔名，其中也许就有“嵇康再世”的意味。因此，有人评论鲁迅的文章里有“嵇康气”——“康文长于言理，藻艳盖非所措意。”鲁迅以史为鉴，把魏晋文章作为取资对象，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古朴、简劲、不事华饰”。鲁迅与嵇康的文风极为相似，因为他们声气相通。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同嵇康的辩论体散文一样，不仅笔锋锐利，情韵畅达，而且透发出铮铮铁骨般的傲气与刚性。

在学术著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里，鲁迅对嵇康作了全面的评说。他借用刘勰《文心雕龙》之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于是把魏晋文章的特色归结为“师心”与“使气”。所谓“师心”“使气”，鲁迅的解释是“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他主张作家的笔下应当“不虚美，不隐恶”，是“纵意而谈”的“抒写的自由。”（《无声的中国》）他还精辟地以“通脱”来表述魏晋风度，这就是“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汉文学史纲要》）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公然宣称“非汤武而薄周孔”，他自言：“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面对竹林同伴的背离，他借题发挥，表明自己决不妥协的心志。鲁迅就此作了明确的分析：“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昭）篡位的时候，怎样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明明知道：“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他做不到阮籍式的“口不臧否人物”。但是，文人的固执是一如既往的，因为这些言论体现了“热烈的怀疑和破坏精神”，舍此就无法生存。

鲁迅在《两地书》中坦言：“我愤激的话多，有时几乎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多着偏激的声音，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同嵇康一样，鲁迅的“脾气”也很坏，他特别喜欢“骂人”，这是一种“志不同则道不合”的“精神高贵性”。对于自己的敌人，他甚至说“一个都不宽恕。”

（作者系绍兴越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