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城阳明故里有关“天泉桥”的文献记载，可见王阳明诗《月夜二首（与诸生歌于天泉桥）》，《王阳明年谱三》记载：“嘉靖三年（1524））八月，宴门人于天泉桥。中秋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

《传习录》中记载了王阳明的“天泉证道”（天泉桥，在今绍兴伯府第），即“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是王阳明晚年（56岁时）对心学教化过程及修养理论的概括与总结，是阳明心学之大成，被作为阳明学派的立教宗旨，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所谓“天泉”也称“天渊”，出自儒家经典《中庸》曰：“溥博如天，渊泉如渊。”意思就是：德性广博如天，德性深厚如渊。“天泉”亦为道家学说沿用，即修身清净无污秽。唐《初学记》卷四引晋陆翙《邺中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华林园中千金堤，作两铜龙，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黄帝内经》也说到经络中的“天泉穴”，与心脏是联通的。所谓“证道”是佛家修行的四个层次：信、解、行、证，最后的“证道”，代表着大彻大悟。“四句教”本是佛学一种论理形式，结构为：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由此可见，史称“天泉证道”的“四句教”，正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心学大成。

阳明先生解释说：“四无说”一悟本体，即是功夫，是为上根人立教，但世间上根（上根，指对佛法或阳明心学的领悟程度属于上等）人不易得，若轻易用此教法，恐只养成一个虚寂；“四有说”则为中根以下人立教，因这类人有习心在，故要求在意念上用为善去恶的功夫，如果都用“四有说”，则上根人兼修中下，自无流弊。王畿强调“四无”指的是天性至上之人，钱德洪重视“四有”指的是中根以下之人，两人的意见互补，一般人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异，但经过努力皆可回归本体，所谓殊途而同归。先生反对把“四无”与“四有”片面对立甚至走向极端。“天泉证道”是强调本体与工夫的一致，是良知心学的精髓及其思想的凝练。

阳明故里中还有关于“天泉楼”的文献记载，来自董澐（号萝石、从吾道人）。从嘉靖甲申（1524）以68岁高龄拜王阳明为师，董澐便常居越城，与王阳明多有诗文唱和，天泉楼是一个重要场所。董澐《从吾道人语录》记述了与王阳明讲息的场景：吾昔侍先师阳明夫子于天泉楼，因观白沙先生诗云：“夜半汲山井，山泉日日新。不将泉照面，白日多飞尘。飞尘亦何害，莫弄桔槔频。”遂稍有悟，千圣相传之机，不外于末后一句，因又号“天泉绠翁”云。王阳明《天泉楼夜坐和萝石韵》诗云：“莫厌西楼坐夜深，几人今夕此登临？白头未是形容老，赤子依然浑沌心。隔水鸣榔闻过棹，映窗残月见疏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当年只苦吟。”据说，阳明先生对于阳明故里两处“天泉”的命名与湛若水（号甘泉先生）有关，二人被称为“

心学双璧”。甘泉先生说的“天泉”即心泉之意，其诗曰：“内泉是我泉，外尘飞不到。飞尘一点无，心泉本浩浩。”

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他以道为核心的经历可以归结为四部曲：修道，悟道，行道，证道。这个“四部曲”与“四句教”正好是对应的。一、青年时的洞天修道，成为王阳明的思想发端与学术起点，他的自身状态处于“有善有恶意之动”的。二、中年时的龙场悟道（龙场，今在贵阳修文县龙场街道），明白“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知善知恶是良知”的人生转折阶段。三、壮年时“立功”（平叛与剿匪），正是他重要的行道时期，可以视作“为善去恶是格物”。四，晚年时的天泉证道，他居越五年的讲学与传播，天下弟子无数，自己的人生终于返璞归真，这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的状态。我们如果从心学的角度来解释，“四句教”所对应的就是“四心”：本心，人心，明心，道心。追根寻源，传统心学的始发是《尚书》中记载的尧、舜、禹三圣之间的“十六字传心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我们看“四句教”中，王阳明反复强调一个“善”字，就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核心。在绍兴古城地图的中心区域标明着大善塔与大善寺，还有府河上的大善桥，正是三位一体。1500多年前的大善塔依然耸立在人们的眼前，证明着越人守仁向善的风俗传统。作为越文化集大成者的王阳明，自然是念念不忘“大善”的，这就是他向民众实行道德教化的深厚根基。

王阳明及其心学的不朽，在于把程朱理学设置在广大老百姓头上、无法逾越的高山大壑都搬走了。他教化和启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岗位上，只要惟精惟一、乐善不倦，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王阳明“天泉证道”——良知心学，使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成为民族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见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