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翻译家，聂华苓女士于2024年10月21日在美国爱荷华的家中去世，享年99岁。她的次女王晓蓝发布消息，称母亲“走得很安详，没有太多痛苦。”

聂华苓，1925年生于武汉，1949年与家人到台湾，后赴美与丈夫保罗·恩格尔创办影响力庞大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对于华语文学界而言，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的声望，往往来自保罗·恩格尔、聂华苓的“国际写作计划”。

保罗·恩格尔、聂华苓夫妇

至今，写作计划已邀请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上千名作家前往爱荷华进行创作与交流。世界各地作家齐聚一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尔罕·帕慕克、切斯瓦夫·米沃什、谢默斯·希尼都曾参加过这一计划。

聂华苓1964年应保罗·恩格尔邀请由中国台湾地区来到爱荷华，担任作家工作坊顾问。在聂华苓的建议与协助下，保罗·恩格尔将“翻译工作坊”与国际写作中心发展为“国际写作计划”，于1967年6月9日正式启动。

1967年首次邀请十六位作家到访爱荷华，包括香港地区的作家戴天与台湾地区的作家痖弦。1971年聂华苓与保罗·恩格尔结婚，1978年6月聂华苓与保罗·恩格尔到访中国大陆，并从1979年开始陆续邀请萧乾（1979）、王蒙、艾青、袁可嘉（1980）、丁玲（1981）、陈白尘等（1982）、茹志鹃、王安忆、吴祖光（1983）、谌容、徐迟（1984）、张贤亮、冯骥才（1985）、阿城、邵燕祥（1986）、汪曾祺、古华（1987）等以及一些港台地区作家访问，聂华苓也在1987年接任保罗·恩格尔担任“国际写作计划”主任。

此后，苏童（2001），李锐、蒋韵夫妇和孟京辉、西川（2002），余华（2003），陈丹燕（2004），莫言（2005），迟子建和刘恒（2006），毕飞宇（2007），胡续东（2008），格非、韩博、（2009），徐则臣和金仁顺（2010），张悦然，阿来、王家新（2013），池莉（2014），周嘉宁（2016）等也曾受邀参加。

她本人也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是20世纪华人文学界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在此，我们谨以莫言等三位作家的短文追忆聂华苓。

两封信

莫言

因为搬家，华苓老师写给我的两封信找不到了，我坚信这两封信没有丢，它们一定是藏在不知哪个箱子里，或是夹在哪本书或是杂志里等待着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它们。

华苓老师给我写信，是邀请我去爱荷华参加她的“国际写作计划”。第一封信收到后，我托辞婉拒了。其实也不是我托辞，那些日子的确比较忙。另外最重要的是那几年睡眠不好，出国后时差一乱，好几天倒不过来，长夜难眠，苦不堪言。过了一年，华苓老师的第二封信来了，我再也不好意思婉拒，答应去美国。

那个因为诗人安格尔与聂华苓夫妇而成为许多国家的作家心向往之的小城爱荷花，据说这美妙的艺名是华苓老师的杰作。

因为不懂外语，一出国门我就紧张，尤其是怕在中途转飞机时出错。为此，华苓老师特意为我写了一张英文的“护身符”，随信寄来。那“护身符”上写着：我是中国作家莫言，来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我不懂英文，希望您能帮助我。这是大概的意思，等我找到原件再订正吧。读着这“护身符”，我联想到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飞虎队员身上的“护身符”。当然，我有可能遇到的问题，远没有当年那些飞虎队员们有可能遇到的问题严重。

曾听说上个世纪80年代，浙江省有一些连汉字都不认识几个的老太太都敢去海外闯荡。与他们相比，我总还认识几个英文单词，紧张什么？焦虑什么？

但心理素质是天生带来的，要改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了华苓老师赐我的“护身符”，心里还是踏实了许多。

然后就去大使馆签证。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签证处是一个似乎永远人头攒动、充满了希望，又令人绝望的地方。那地方似乎遍布陷阱，好像也盛产故事。

每次去那我都感到忐忑不安，虽然心里边念叨着签上，就去；签不上，就不去，没有什么好忐忑的，但忐忑依旧。

那一次还真拒签了我，理由是我不懂英语。我立即给华苓老师发邮件说拒签的事，并说我就不去了。我同时又给使馆发了一封传真，驳斥了他们拒签我的理由。我说难道你们美国来中国的人都懂中文吗？大使馆当然不会理睬我。

华苓老师告诉我，不许借机放弃，说她已经让国际写作计划负责人和驻华使馆联系，并说葛浩文教授也给使馆发了邮件。

我只好再次预约了签证时间，这次去签很是顺利。接待我的那位签证官是一位华裔，他说上次拒签是误会。其实我也不认为拒签是误会，因为我申请的签证类型大概是需要申请者懂一点英语的。

另外我想语言其实也是不平等的，我国在机场、车站的汉语标识下都有英语；但在外国的机场、车站里都没有汉语的标识。

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很多国外的机场里已经有了中文标识和中文广播，懂中文的人也越来愈多。由此可见，邓小平的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真是至理名言。

拿到签证后，我去买了几本供旅游者使用的简易英语小册子，同时买了“快译通”之类的小机器。当然这又是老故事重演。英语当然是可以学会的，但可惜我不能坚持，直到现在年过花甲，依然还会有学点英语的想法。

但这些想法也不仅仅是想法，不可能落到实处了。实际上，我的焦虑是多余的，飞机没有因为我不懂英语而不让登，乘务员发盒饭时也没有把我落下。

我记得2000年我第一次去美国，从纽约机场回京时，坐在机尾最后边的一个座位上，乘务员分发食物时真把我忘了，但我还是连说带比划的给她要了一个面包，一杯饮料。

出海关时，把邀请信和华苓老师的“护身符”往海关官员面前一摊，他看都没有看，直接把我放进去。

华苓老师为了省却我在芝加哥机场转飞机的麻烦，特意安排定居在芝加哥的台湾诗人非马先生接我到他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由非马先生开车直接把我送到爱荷华她的家中。

吃过午饭后，再由“写作计划”的人把我带到下榻之处。那是一栋灰色的朴素的楼房，有几十个国家的数百位作家在那住过，与我同时期住在那儿的有上海作家张献、唐颖夫妇和陈丹燕。

我在那儿住了两周，参加了“国际写作计划”组织的几次活动。十几个国家的作家大部分来自非洲的，穿着特色鲜明的民族服装，朗诵诗歌，后来还跳街舞。

华苓老师为我组织过的一个朗诵会，亲自为我担任翻译。在一栋小楼的一层，这楼的产权好像属于“国际写作计划”。客厅里有一个基座，基座上是保罗·安格尔先生的青铜雕像。在爱荷华的两周时间里，我记忆最深的是去华苓老师家里吃晚饭。

人少是上海三位，我一位；人多是满屋都是人。2008年夏天，华玲老师来京发布她的新书《三生三世》时，我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她：“华苓鸿楼开夜宴，四个馋虫尽开颜。叽叽喳喳陈丹燕，嘟嘟囔囔管莫言，开瓶倒酒小唐颖，刷锅洗碗老张献，更有一群梅花鹿，隔窗频频劝加餐”。大概就是这些词儿，事过七年，记不太清楚了。陈丹燕活泼多语，但用叽叽喳喳来形容未必合适。张献是剧作家，年纪比我小，在他的名字前加以“老”字，实在是为了凑字数，至于那群梅花鹿，是多未去过安寓做客的作家笔下都有描述，我就不多言了。

华苓老师还带着我去她的好几位朋友家吃过饭，还带我去过离爱荷华城很远的一个德国小镇，吃过牛排。那些善良的面孔和精美的饭菜有时会被我突然回忆起来，仿佛刚刚见过，刚刚吃过。

2014年11月，我与女儿从波士顿飞芝加哥，又从芝加哥转飞爱荷华。一出机场就看到华苓老师瘦弱的身影。这次华苓老师让我和女儿住在她的家里，18日来，21日离开。早饭都在家里吃，午饭和晚饭出去吃。上次来都是华苓老师自己开车，这一次华苓老师不开车了，要么是“写作计划”的娜塔莎开，要么就是叫出租车。小楼内的摆设依旧，但华苓老师的记忆力明显衰退了，群鹿也不来了。那几天爱荷华下了大雪。

雪天气候寒冷，华苓老师用旧报纸引燃了壁炉里的干柴，火苗跳动热量散发出来，客厅里十分温暖。

我和女儿喝着茶，听华苓老师讲一些往事，讲到高兴之处，她还是像当年那样大笑，但笑声的确不那么回响了。

我们一直不提她的年龄，但她不时地提到自己的年龄。

一个即将满90岁的人，经历了多少事，见证了多少事，创造了多少奇迹，又帮助别人创造了多少奇迹。波澜壮阔，大浪淘沙，犹如大河即将汇入大海前，变得那么宽阔安详。

我回国的那天，华苓老师非要到机场送我，没天亮就起身，一路上没有遇到一辆车。到爱荷华机场时，红日初升，照耀着皑皑白雪，冷的真美。华苓老师站在无声的、寂寞的、辉煌的寒冷里，挥手与我们告别。

她的确很老了，但老得很美。再见了，华苓老师，90刚过，百岁可期。

聂华苓与参加2022年爱荷华国际协作计划的华语作家春树、七堇年、朱和之(前排从左至右)合影。后排为王晓蓝(左)和“国际协作计划”工作人员娜塔莎。

与传奇相遇

春树

(作家、诗人，著有小说《北京娃娃》《乳牙》等)

2022年，我被邀请参加夏季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WP）”。在聂华苓女儿王晓蓝的安排下，8月28日下午，我们几个参加IWP的华语作家来到传说中的“红楼”，聂华苓的寓所。我拿出从机场买的一瓶红酒，聂老师说，开了吧！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她会留到晚上再喝。于是，我们一人倒了一小杯酒。

聂老师一遍遍问我们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就一遍遍回答。她让我们把名字写在纸上，以防忘记。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们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在这里？当然是因为您！

为什么因为我呀？聂老师笑容可掬，好奇地看着我。

因为您的IWP呀！我说。没有您创办IWP，我怎么会在这里？

好，好！聂老师更高兴了，说希望你在这里开心。

那天回去，朱和之说他哭了一场，因看到聂老师的记忆已大不如前，让他想起他的老师。我安慰他，这是正常的，聂老师并没有失去她的豪爽和热情通透的个性。

当晚放映电影，IWP工作人员娜塔莎选择了《三生三世聂华苓》。电影里许多情节我在她的自传里读到过，在大银幕上看到，还是非常震动。一个人的简历可以几句话短短写完：聂华苓，1925年生于武汉，湖北应山人；1949年到台湾《自由中国》半月刊任编辑，直到1960年停刊；1964年赴美定居；1967年创办“国际写作计划”，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但是，她的胸怀、向往，在历史中的喜怒哀乐，只能用文学和艺术的方法来展现，需要另一个有共同心境的人来聆听、阅读。

再次去聂老师家做客时，晓蓝老师拿出一本2022年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沈从文评传》。沈从文是聂华苓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这本书于50年前用英文写就，中文版增补了一些内容。

书中写到，1980年4月，聂华苓和丈夫到北京，看到沈从文后，她跑过去不断地叫着：“沈先生，沈先生，没想到，没想到！”

十月底，爱荷华进入金秋。晓蓝老师给她的“王叔叔”——诗人痖弦打电话。痖弦是最早一批参加写作计划的华人作家。聂华苓在《三辈子》里写道：“痖弦的诗悲凉透着诙谐，跌宕起伏，呼应成趣，极富戏剧性。他朗诵诗，声音醇厚，荡气回肠。耳边仍然回荡着他朗诵的《红玉米》……”

电话一接通，痖弦的声音洪亮又放松。我是那么兴奋，我想让痖弦知道，我对他是多么喜爱。我们聊起他和洛夫、张默办的诗刊《创世纪》，还有闻一多和艾青。我问他，您有什么喜欢的同代诗人吗？痖弦说他有个河南老乡写得不错，叫苏金伞，然后在电话里念起了苏的诗。

聂老师拿过电话，说：你猜猜我是谁？

痖弦说：你的声音听着很熟悉。

聂老师：你猜我是谁？

痖弦：你的声音比你年龄要老。

聂老师：我是华苓。

痖弦：你是我的恩人啊！

七姨(聂华苓的小妹)拿过电话：你猜猜我是谁？

痖弦：一听我们就是同代人。同代人做的梦都是一样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

几次相聚，聂老师从书里的传奇成为我们身边亲切的长辈。但传奇就是传奇，她瘦小的身躯中蕴含着无穷的能量，带给我们关怀和爱。

琥珀时刻

七堇年

(作家，著有小说《大地之灯》《平生欢》等)

“我们去看看老爹吧！”晓蓝老师一时兴起，我们一口答应，如同一场临时的郊游。

爱荷华的十月，秋阳如金色琥珀，凝固着落叶、玉米田、草地，宁静的屋顶。墓园坐落在一座山丘上，柔和的草地间站立着高大的枫杨，枝叶在风中摇晃，小径迷宫般彼此缠绕。晓蓝老师靠边停车。我们下来步行，缓缓走过一些陌生的名字。

“到了，就是这里。”晓蓝老师在一座圆形的墓碑前停下脚步。黑色大理石背后，墓志铭是“I can't move mountains. But I can make light.”——Paul ENGLE(“我不能移山，却能造光。”——保罗·安格尔)。

我们久久站在这墓石前，在黄昏里聊起往事喜乐，忧憾纷扬，眼睛都湿了。“妈妈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了”，晓蓝老师说着，目光落向左下角的铭文——“HUALING NIEH 1925-”。

就在几个时辰前的中午，聂华苓先生打完流感疫苗回到家，精神很好，吃了一小碗香软的牛肉面。我们来探望她，围坐一桌，喝茶，聊天，给远在加拿大的痖弦先生通电话。

“那时候好啊，梦都是有颜色的。”诗人出口成章。

我忽然想到：在这张餐桌周围，曾有多少作家聚集；多少淋漓的畅谈，在身后这间客厅里发生。

窗外高大的橡木与枫树是50年前聂先生与保罗一起亲手植下的，如今已亭亭如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文学的流动盛宴在这客厅与院落间开枝散叶，生长繁荣。

三个月里，我每日清晨下楼，过桥，踏过河面的轻雾，去图书馆写作；下午阅读，健身；傍晚去练琴。沿着河边散步，一次次偶遇野鹿；正在训练的划艇队，柳叶刀一般剖开河面。一窗月光盈了又亏，两岸林草渐染红黄。在这场世纪级疫情末尾，一片混沌与茫然中，如此文学式的日子显得奢侈而珍贵。

临别前一天，晓蓝老师找到我，说，“带你去个地方散散心吧。下午两点半，来接你”。那日大晴，我们穿行在大地间，阳光慷慨而粗犷，玉米田已收割完毕，像电影的最后一幕空镜。听晓蓝老师聊起往事斑斓，纽约、新英格兰、德州……仿佛走进了《说吧，记忆》的现场。

下车时，我赫然发现这是“化石峡谷”，三个月前刚来的时候心心念念想去的地方，没想到最后一天见到了。暖风中，黄叶卷扬，金色豪雨般落下；湖面宽阔，如詹姆斯·索特形容的那样：像发亮的石板。晓蓝老师说，这是从前全家常来度周末的地方。她望着粼粼波光，说，“知道吗，当年就是在这里，老爹和妈妈一起在湖上坐着船，起了念头：不如把“国际写作计划”做起来吧！”

时间折叠了：一个世界文学的现象级场域诞生。有那么一刻，我意识到，这世界仍然需要文学，因为它是人类最古老的琥珀。只有在文学中，人类的时刻，记忆、想象、叙事，才能凝结；一切季节，所有的路，才永不落幕。尽管我们，只是那琥珀中的小小昆虫。

（内容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