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打造“越读越有味·全民读好书”全民阅读品牌，进一步营造校园学术氛围、拓宽学术视野、锤炼专业本领，10月10日，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应邀在绍兴文理学院风则江大讲堂，作题为《擦拭历史 人间“听漏”》的主题讲座，带来了关于文学价值与文学创作的精彩分享。

刘醒龙

“听漏”书名源于一个工种

选择“听漏”作为书名，源于刘醒龙对“听漏工”这一独特工种的深刻认识与感悟，这个工种也曾被中央电视台专题报道，而他则是偶然间得以知晓。

“‘听漏工’的设置是个偶然，如果没有这条线，我不敢想我的作品会写成什么样，可能写到最后，会发现作品缺少一个聚焦点。‘听漏工’是个很少见的职业，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但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上海就有十几个‘听漏工’，每天就拿着根金属棒贴在地面上，判断埋在地下的自来水管的漏水点，避免大范围挖掘路面，保障供水。”刘醒龙说，在小说《听漏》中我想要听的“漏”，不是自来水管的“漏”，而是历史之“漏”，比如湖北京山出土的本应是九鼎八簋（guǐ，商周时期盛黍、稷、稻、粱等煮熟饭食的器具，多为圆形，两耳；据《周礼》，天子九鼎八簋，诸候七鼎六簋）的青铜礼器（中央政权的象征），为何会散失一簋？漏掉的一簋去哪了？真正的考古讲究实证，除非史料中有明文记载或有实物出土，否则没法给出答案。因此，要破解历史的谜题，或许只能由作家出马。在这里，作家扮演的也是“听漏工”的角色。

不过，穿梭于莫测的历史和诡谲的人心，刘醒龙最想在《听漏》中表达的，还是知识分子如何在名利的诱惑下坚守底线而不破，“小说里好几个考古专家，只要改变1%的人格，就有可能成为资深的专家，相当于院士，但是他们就是不想改变。想要表达一种立场或者理想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喊口号、说大话的，而是要设计一种行动和细节，用它们来表达，这才是有感染力的”。

在这部作品中，刘醒龙不仅讲述了考古的故事，更致力于拂去历史的尘埃，揭示被遗忘的历史片段。在探寻历史真相、追溯情感脉络的过程中，展现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与审视。

发现历史和现实中的破绽

文字创作说到底是写自己心里所想。作品中会有作家的影子，作品素材与现实相通，触动作家的内心，所以就产生了作品。

刘醒龙举例说，雨果创作《悲惨世界》的动因，缘于他在巴黎街头目睹的一幕：一名男子因偷窃面包以喂养饥饿的孩子而被捕，并最终遭受了长达19年的重刑判决。面对此景，周围人群或漠然离去，唯有雨果以他那博大的同情心与博爱精神，将这一事件升华为不朽的文学篇章，这也反映出文学的高度。文学的魅力，就是通过被大多数人忽略的人和事，发现历史和现实中不同寻常的破绽，这就是人间“听漏”。

在刘醒龙看来，时代的洪流汹涌而来，最终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了什么？夜晚的滴水声，你会很清晰地听到，但白天水龙头的“哗哗”声，你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反观文学也一样，比如欧洲历史上著名的普法战争，都德用一部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记录下来。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莫斯科保卫战，很多著名作品记录了这段历史，但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不知名作者的作品。作品中写道，在莫斯科被围困期间，到了严冬，老百姓被迫砍断家具甚至祖传的钢琴，用来烧火取暖，为了让自己多活一天。当德国人撤退，春天来临后，那些人走上街头，才发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没有一棵树被人砍伐，所有的树都吐露出了新芽。这件小事写得非常生动，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在战争中仍要抱有希望，不能绝望。

“中国历史上有春秋三百年，大小国之间不断厮杀，我们根本记不住这么多事件，但是《荆轲刺秦王》则把春秋争霸的惨烈状况写了出来。我们写抗日战争，让人印象很深的是《狼牙山五壮士》等。写抗美援朝，让人印象很深的有《谁是最可爱的人》等。这些都是‘听漏’，能让读者聆听那些被时代洪流淹没的细微声响。”刘醒龙说。

刘醒龙认为，文学创作应追求新发现，而这个新发现是我们所处这个世界曾经遗忘了而又不应该被遗忘的东西。优秀的文学作品犹如探照灯，把我们习以为常，甚至没当回事的那些东西，从角落里照亮，将它们重新置于公众视野，引发读者内心的震撼与反思，让人大吃一惊：原来世界还真是这样！

“在《听漏》中有这么一句话：‘以考古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就与我们挖出来的破铜烂铁没有太大的区别。’我将这句话的关键词换一下，变成：以文学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就与我们街头巷尾的文字垃圾没有太大的区别。”刘醒龙说。

将考古与小说创作结合

20多年前，刘醒龙从来没有想过以考古为题材写一部作品。“我家就在湖北省博物馆旁边，有一次去博物馆时，被工作人员认了出来，便带我去看曾侯乙尊盘。在我眼中，这就是个青铜器盒子，但这个工作人员的讲解很特别，他说，讲得通俗一点，这个尊盘就叫‘冰箱’。虽然有点夸张，但实际上它的作用是古人夏天喝酒时把酒具放在盘里用冷水冰镇一下，到冬天再用热水温一下，就像绍兴黄酒要温的才好喝。工作人员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出现了古人喝酒的场景，心里一动：咦，这东西可以写部小说啊！写作的灵感不是凭空而来，不是无缘无故的。有了念头，你就会惦记这件事，开始关注这件事情，并接触相关的很多东西。我在接触青铜器后，发现青铜器的知识很深奥，但很鲜活。青铜器看得多了，我现在也成了半个行家。如果你要写作，就必须去学习研究写作所需要的知识，哪怕是面对青铜器等文物，都要从头学起，学了才能去想象它，你的心意才有某种共鸣和共通。”刘醒龙说。

从《蟠虺》到《听漏》共约70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刘醒龙对“青铜重器”有了较深的体察。“以考古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就与挖出来的破铜烂铁没有太大区别。”而这句话，他说对以文学名义进行的写作具有同等意义，“与青铜重器不只是青铜重器本身一样，小说写到后来，不再是围绕文字打转，也不是用文字与为了吃喝拉撒的事物作半推半就的交换，一定是笔下的文字与自己感知的肉体灵魂产生美妙交融——唯有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才可以称之为激情。”

刘醒龙认为，人们熟悉与不熟悉的青铜重器，面孔看上去无一不是冷冰冰的，实际上，激情才是它们在历史中安身立命的根本，“无论是写作者还是别的什么人，能够感受到藏在它们身后的激情是一种幸运。生活之于文学也是如此，可以说激情需要扛起一座大山，也可以说激情能够怀抱一片大海，还可以说，一个人的激情纵然达不到面向整个人类，至少也是一个族群一个社会的理性与感性的共振。激情贮存在我们的骨子里，唯有真实可感地承担和行动，激情的能量才有可能爆发”。

（内容来源：柯桥日报）